作者：葛剑雄
近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媒体的报道称季先生为“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以为是恰当的。因此想到了前几年从北大听来的一则笑话：你知道，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要不，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怎么成了“国学”大师呀？这多少反映了“国学”的名称被滥用而产生的尴尬。
这不是说季羡林先生不懂国学，或者说他不具备国学的根底，但一个人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总会有所侧重，有主次之别，不会面面俱到，更不能都达到巅峰。像季先生留学德国十年，学的是梵文，研究的重点是古代印度，运用的是西方现代研究方法，在北大长期担任东语系主任，教学和研究也都是以梵文、中亚古语文和相关领域为主的，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印度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近年有影响的著作是《糖史》。
当然，季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发表了不少意见，还写了很多文笔优美、寓意深刻的散文，涉及面很广。但这些毕竟不是季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如果一定要强调他的“国学”，实际上是忽略或贬低了他作为学者的主要身份，以至连不少文科研究生也不知道季先生是研究印度学的。
如果说“国学”就能涵盖全部学问，那就难免不闹出“印度归中国”的笑话。
几十年来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刮风跟风。什么事只要由政要权威一肯定，一提倡，马上群起响应，惟恐不及，而且必定极而言之，扩大到最大限度。像“国学”，我们这些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从小得到的教育是“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当成三大恶源(“封资修”之“封”)之一，清之、避之犹恐不及。但到了政府重视传统文化，倡导国学时，又什么学问都要贴上“国学”标签，只要沾上点边就自称或互称“国学”。像首先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的人，十之八九算得上“国学师”或“国学生”了，如果寿长些，说不定也能当上“大师”。果然没有几年，有人已以“大师”自居，更不用说围着他转的人已经用“国学大师”代替他的名字了。
尽管对“国学”的确切涵义目前还没有取得共识，如创办国学院的大学校长对“国学”的解释就强调要采用现代研究方法，但“国学”的基本领域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学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譬如“古籍”，一般不包括清朝以后的作品，至多扩大到跨时代人物用文言撰写的论著。并非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能归入“国学”，如白话文、现代文学、现当近史、世界史、西方哲学等都不属“国学”。大多数社会科学也已超出“国学”的范围，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具有相关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学者自己要有清醒的头脑。如果不是另有所图，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吗？当然，如果本人已经丧失了辨别和纠正的能力，只能听凭他人或媒体摆布时，任何高雅圣洁的桂冠都已毫无意义，只能看成为强加的谥号了。
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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