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飞
在有关环京津地区贫困带的讨论中，河北省科学院研究员宋树恩和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都同时提出了一个观点：贫困带的存在不利于北京的安全。这一观点据说得到了专家们的广泛认同(8月18日《新京报》)。
我觉得，“环京津贫困带不利于北京安全”这样的论断太过阴冷。诚然，272万贫困人口的存在的确会对京津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社会治安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以“贫困带不利于北京安全”为由探讨消除贫困问题，我们实在无法体会到丝毫关怀的温暖。
专家和决策者首先想到“贫困带不利于北京安全”，所体现出的是强势者自我中心的思维定式与对弱势群体的心理隔阂。北京地区农民收入人均7000元左右，而环京津贫困带的272万农民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在对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表示震惊之余，强势者的第一反应是担忧“首都周边地区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将使部分低素质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城市贫困阶层和贫困住区，不仅直接影响国际城市形象，也对社会安全造成不稳定因素”。原来，在强势者的内心深处，贫困人口首先是对自己既得舒适安逸生活的威胁；显然，冷漠和戒备的感觉远远压过了体恤和悲悯。
在这种思维定式和心理隔阂的支配下，消除贫困、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不过是服务于强势群体某些特定目的的工具，一切扶危济贫的政策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按照强势者的逻辑，那272万贫困的农民兄弟似乎成了依附在“北京安全”之上的附属物。
事实上，将消除贫困仅当作工具，最终将无法遏制贫困的蔓延。因为，贫困带的出现和扩张，正是源于强势者自我中心的思维定式和对弱势者的心理隔阂。强势者凭借体制上的优势，只顾从弱势者方面汲取资源，却常常忘记“补偿”和“反哺”的责任，这种对弱势者利益的长期忽视最终造成了弱势者的积贫积弱。正如众多专家所说，为京津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做出奉献而没有得到补偿，这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的重要原因。没有对贫困人口的真正关怀，即使有再好的政策也难以长久而有效地执行———一旦强势者淡忘“安全威胁”，“工具”将被抛弃，贫困问题将以更快的速度蔓延开来。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说法，消除贫困政策首先必须具有“构建性作用”，它不是实现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工具；只有当关怀弱势者成为独立的、主流的价值诉求，那些扶危济困的政策构想才能变成现实。因此，专家和决策者们应该清楚，消除贫困带首先不是为了北京的安全，而就是为了让那几百万农民兄弟摆脱贫困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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