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让乞丐讨不到钱还是救助吗？

　　作者：刘义昆

　　18日上午，针对职业乞丐治理难的问题，广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冯绍裘建议建立分类治理机制，并通过社区化管理，控制职业乞讨行为。对此，广州市人大内司工委委员们建议另外专门立法治理，甚至可以对其罚款。还有委员建议，通过各区的流动小分队进行劝阻，让职业乞丐们讨不到钱。(《信息时报》8月19日)

　　在“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的两年来，我们可喜地看到，乞丐和两年前相比减少了不少，很多流浪乞讨人员也切实得到了救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关心乞丐的行列中，一些人甚至作为义工到救助站劝说乞丐回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到目前为止，流浪乞讨现象仍是令许多城市很头疼的问题：从年初到8月15日止，广州市救助站共积极救助街头流浪乞讨人员1484人次，但“仅有70多人愿意回家”。笔者也理解冯绍裘的难处：这1484人基本是职业乞讨者，他们本身绝大多数不愿意接受救助。但在笔者看来，治理职业乞丐治理难，“建立分类治理机制，控制职业乞讨行为”是可行的，但若“对职业乞丐罚款”、“让乞丐讨不到钱”，则有违救助精神，已偏离了救助的轨道。

　　“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对不属于救助对象的求助人员，应当说明不予救助的理由”，“不准敲诈、勒索、侵吞受助人员的财物”。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对救助对象，救助站有给予救助的义务；对非救助对象，救助站可拒绝救助。对“通过违法手段压榨残疾人和儿童的违法分子”的职业乞丐，可通过相关法律给予惩处，若通过救助站对其进行罚款，显然超越了该法规赋予救助站的权限。

　　虽然“职业乞讨者十个有九个不愿受助”，但也不能“加大宣传，揭露乞讨现状中的骗乞行为，减少市民的随意施舍，压挤乞讨行为的利益空间”，“让乞丐讨不到钱”。这是与“救助管理办法”中“国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精神相违背的。同时，为了打压某种“恶举”而抹杀某种“善举”，劝阻人们收起爱心，不利于培养市民的道德情操，也必将减少城市的“人情味”。

　　职业型乞丐之所以不愿回家，甚至出现面对救助望风而逃的现象，不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救助，而是他们知道，救助只是一种暂时行为，收留或送返，却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贫困。这说明我国的救助体系还不完善，关键问题是基本救助不足，城市和农村之间缺乏相互衔接、统一的保障体制。笔者认为，减少乃至消灭乞讨现象，根本之策还是要促进地区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减小贫富悬殊，尤其是改善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让乞丐讨不到钱”之后，职业乞丐们只会从这个地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从这个城市迁移到其他城市，而不可能让他们彻底消失。

　　“职业乞讨者十个有九个不愿受助”正好说明我们的救助工作细节仍欠周到，在亲和力方面也有不足。救助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救助机构要有耐心，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还要发挥社工、志愿者的作用，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而不能通过“对职业乞丐罚款”、“让乞丐讨不到钱”将这些职业乞丐赶出城市，更不能通过暴力手段弃之荒野。

　　笔者在新加坡时，公寓对面就住着一对职业乞丐夫妇，每天他们自觉在远离地铁、商场等繁华地段的地方唱歌乞讨，有时他们还买东西送给我们。在他们看来，行乞并不是丢人的事情，旁人也从来没有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因此，笔者认为，当大多数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政府出台“限讨令”之类的干预措施是可以的，但在考虑维护公共秩序的同时，还要坚持以人为本，而不仅仅以城市为出发点。城市应该包容职业乞丐，城市更应该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这对培养市民的道德情操十分重要，也是建设

　　谁都想过体面的生活，谁也不愿意甘当职业乞丐。当职业乞丐的存在还是很长时间必然存在的现实时，我们的救助机构仍需耐心，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仍要健全，我们的城市更要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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