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只做一件事

　　□周鸿陵(北京)

　　从“天村实验”到“沙弯选举”，6年了，我们致公教育研究院事实上只做了一件事：公民教育。2001年12月 26日，澳籍学者何包钢、北大教授张静问我开展农村民主自治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我说是公民教育。2002年有记者问 我，北京首次社区民主直选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我说是公民教育。其实，从1999年开始，公民教育项目在我们的机构就 占有核

心地位。

　　公民教育是前辈们的交代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经济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化，在中国市场经济 制度架构得到确立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市场经济越成熟，我们越是认识到“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是搞不通的”，“我们所有 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改革”(邓小平)。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了政治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 义民主与法治。但对于如何实现民主法治的目标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面对这一问题，有专家在1997年谈到中国政治现代化时说：“千差距，万差距，缺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的 最大差距。”1998年明确提出的从公民教育着手，提高公民意识进而推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的道路设计，得到了于光远、 李锐、吴象等前辈思想家们的支持和认可。为了推动公民教育事业，前辈们不顾年老体衰，在1990年代后期开展过一些实 际推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际效果。公民教育事业成了老一辈思想家们对我们后来者的交代。

　　公民教育也需要宣传

　　或许由于我们偏离民主法治的时间太久了，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在当时许多人看得并不清楚。一些人又开始对政治改革 缩手缩脚，而另一些人则又开始寄希望于群众运动。历史告诉我们不能再折腾了；现实也告诉我们不能再拖延了。

　　1999年春暖花开时节，我们终于想通了。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只有通过公民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公民意识，才可以 平稳地过渡。我们提出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是社会主体要从臣民变为公民，所有的国民都要具有公民意识，为此必须下大力 气推动公民教育事业。但在当时，这只是我们少数人的观点。怎么办？我们去请教前辈，前辈只给了一句话：“公民教育是需 要宣传的。”

　　那个时期，我自己写了《公民及公民主义》、《公民时代的想和做》等文章。我们的机构也多方寻找合作，联合社会 各界来倡导公民教育。2000年，我们开始与《工人日报》合作，开辟了公民社会专版。2001年元旦创建了公民教育网 站，大力宣传“权利责任意识与科学理性精神是公民意识的核心”。

　　这个时期我们也十分热衷于将公民教育引入基础教育当中。我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公民教育应从娃娃抓起” 。2001年2月27日，我们机构与《工人日报》共同邀请了茅于轼、谢昌奎、徐友渔、叶廷芳、杨志福、郭履灿等专家学 者召开了公民教育座谈会。会后我们动员了30多位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第九届第三次会议提交了提案，建议在《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增加“开展公民教育”的内容，明确把公民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范围之中。

　　宣传还是十分有意义的。记得在中国申办奥运成功时，北京电台曾邀请我就公民教育与奥运进行过专门的采访讨论。 社会上也开始有更多的人关注公民教育了，第二年，国家通过了《公民道德建设纲要》。

　　60岁我才知道什么是公民

　　公民教育对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成就民主法治。建设民主法治的同时也可以促进公民教育事业。对于我们的 机构而言，这不是一句空洞的理论宣言，而是我们在进行了长达5年的基层民主实践后的深刻总结。

　　从2000年到2003年，我们机构与湖北沙洋县政府、沙洋县民政局合作在沙洋群力村等10个村进行了公民教 育和民主自治实验；2002年，我们与北京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事处合作，在九道湾社区开展了公民教育和社区民主实验， 2004年初在北京海淀区的区人大换届选举中开展推动自荐候选人参选的实验项目。根据这些民主实践项目的经验，我们发 现“通过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识，通过公民行动扩大公民参与，扩张公民社会实现社会转型”是一条社会安全转型的基本路径 。

　　在农村或城市社区进行民主实验时，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和孙中山当年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国民不相信公共权利来 自于公民授权，对通过投票选举来实现授权十分冷漠。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没有经过认真民主选举的地方，社区成员对社 区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程度十分低。所以，我们在进行民主实验的过程中，首要工作往往是开展社区调查和公民意识的启蒙教 育。

　　当然，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实践不但需要公民教育来支撑；同时我们发现，民主实践也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一名参 与投票的老奶奶说：“18岁时，我只知道什么是成人，60岁我才知道什么是公民。”

　　公民教育需要联合行动

　　公民教育是属于全民的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就是在发达国家也会长期进行，比如在美国也是对其公民教育纲要进行 不断的修正完善。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国内有许多机构都日益重视公民教育。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教授就在完成一项公民教育的研究。 而“自然之友”、“绿网”、“天下溪”等也积极组织公民教育培训者的培训会议。这个培训是由香港乐施会资助和提供师资 的，他们把源于英国的“戏剧式”培训方法带到了内地。不但国内机构重视公民教育，一些国际机构也十分重视中国的公民教 育，比如我们致公教育研究院就曾得到过加拿大开发署公民社会项目、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相关资助。

　　但目前我国对公民教育的重视仍然不足。这表现在公民教育没有制度保证，许多国家一般都有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定期 发布公民教育纲要指导整个社会的公民教育。其次，公民教育还没有纳入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系列之中。第三，公民教育社会 投入十分不足，几乎所有的公民教育资助项目都来自国外。再者，公民教育研究不足，现在公民教育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没 有形成创新能力。(作者是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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