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史与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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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1日12:16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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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代 非常话语(上) 记录各色人物富有意味的话语，呈现非常年代个性鲜明的叙述 □邓 科 蔡军剑 辑
【性情 第一】 1937年7月8日，记者刘尊棋乘坐“长崎丸”客轮从日本门司到塘沽。“我买了船票，随着大批客人陆续上船。我注意到一大批穿学生制服的日本学生手持××观光团的白布小旗上船，另外也看见不少中国学生上船。 “甲板上空空荡荡，但船舷高处悬挂着一个扩音器，白天有时播出流行歌曲，但隔不久播出了新闻。新闻广播一开始，甲板上突然上来大批人，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各自站在一边，互不打招呼，十分严肃地聆听着广播。 “‘同盟社下午3时10分急电，日本军已经完成对宛平县城的包围，并且从12时起开炮轰击城门楼的观察哨所……’ “‘Banzai！Banzai！’(万岁！万岁！)日本学生一齐喊叫起来。 “‘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一个师已进驻北平南郊军事要地南宛……’ “‘万岁！万岁！’中国学生这方面也喊起来了。 “这样，随着新闻广播声而此起彼伏的喊声一直到7时左右。” 戏剧家洪深在一次会上讲到过：“中大”学生剧团有一次演出时，请了一位当地驻军的年轻司号兵在后台吹号作“效果”。戏演到高潮，我军被逼退出驻地营房时，他吹奏降旗号，国旗渐渐落下；接着，日军进驻我营房时，他吹升旗号，日军旗急速升起……这青年军人吹完号，扶住墙哭了，呜咽跺脚，说：“这是我军我民的奇耻大辱！”司幕人员也哭着忘了闭幕；台上演我军连长与战士的演员们泣不成声；台下观众凝沉得寂然无声；导演十分着急；台上一位扮演新闻记者的演员突然快步到台口，同时哼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台下台上顿时一片歌声，幕才闭落。 参谋部次长熊斌告诉冯玉祥，他的大公子冯洪国正和一位日本女子热恋，不断有书信往来，恐生意外，特报先生，并把书信的原件给冯玉祥看。当天，在副委员长办公厅，冯令手枪排长把冯洪国抓来，捆到柱子上要打，并严厉训斥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的国家，你的民族，正在遭受日本强盗的欺凌，你难道不感到痛心吗？可是你却和一个日本女人勾勾搭搭，你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吗？”后经鹿钟麟、邓鉴三等人求情，冯洪国写了悔改书才算完事。 抗战时期，历史学家陈垣身处沦陷区，八年间，考史证古，阐发爱国思想。一有机会，便借古骂贼，痛斥日伪汉奸。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次元旦团拜会上，国民党国防部长陈诚以接收大员的口吻说：“抗战期间，北平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民族意识。”陈垣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反问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晚了。”遂起身扬长而去。 下面是一位日本新娘写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而信的后面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的夫君，现在的我正满怀高兴之情。我都不知如何表达我的高兴之情了，我将在您明天出征之前快乐地离去。不管如何，请您不必担心往后的事情……” 1931年冬天，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中的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正在度蜜月。可归期已至，井上清一在最后两天落落寡欢，这一切，新娘千代子看在眼里。 就在井上清一行将出征中国的前夜，21岁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溢满了榻榻米。次日清晨井上清一才发现身边妻子仍有余温的尸体以及千代子留下的“军人妻子之鉴”的长长的遗书。阅毕遗书，井上清一未掉一滴眼泪，收拾起行装，头也不回地登上驶往中国的军舰。 事件发生后，日本媒介极力渲染，井上千代子被尊崇为“昭和之烈女”，其事被拍成电影在侵华战争的前线军人中上映。受此感染，千代子的媒人安田夫人发起组织了“国防妇人会”，协助日本军队进行侵略战争。而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平顶山惨案”3000多冤魂就是他的“杰作”。 由此事显露出的日本极端的国民性可悲可叹。 【英风 第二】 1939年，杨靖宇率警卫旅转战东北，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他被人称为是“真正的钢铁战士”，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渴了，抓一把雪吃，饿了，吞一口树皮或棉絮。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到最后，直至弹尽。当日军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此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8年7月30日，老舍乘船离开武汉，前往重庆。看到“一位军人，带着紧要公文，要在城陵矶下船。船上不答应在那里停泊。他耽误了军机，就碰死在绕锚绳的铁柱上”！ 在抗战期间担任营长的仵德厚回忆说： 战斗中战友被炸飞的人头落在我怀里一次、飞舞来的肠子挂在我军帽上一次、炸断的大腿砸在我身上一次。15天里阵地上是枪炮声滚到一起，震耳欲聋、飞沙走石、血雨腥风。战友们一个个光荣牺牲了，在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面前，我们全营官兵没有一个是孬种！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就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和前线指挥参谋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他是文武双全的军事家，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朱德赞誉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他丰富的学识和引经据典、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深受军校学员欢迎。有一次上课讲射击原理，说到弹道的弧形原理时，不少学员理解不了，总觉得子弹打出去应该是一条“直道道”。左权便举例子：“你们都看过顽童撒尿吧。他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通俗的例子把学员们逗得哈哈大笑。 【自变 第三】 1938年，钱玄同恢复早年间用过的“钱夏”之名，表示是“华夏”之“夏”，而不是“夷”，即不做顺民之意。 有一天傅斯年对罗家伦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叫他仁轨。”罗家伦问他：“为什么？”傅斯年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张恨水小说《太平花》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旨原是反对内战，但连载开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都要求武装救国，张恨水感到小说表现的非战的和平思想有些不合时宜，报社的编辑也有同感，写信来问他：何以善其后？张恨水考虑有两个办法，一是改写，二是腰斩，另写一部。商量的结果，双方都同意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八回起，张恨水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外寇侵袭，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1933年春，该作全部写完。1945年，有出版社欲将此作印刷成书，这时张恨水认为，我们一方面要追述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一方面也不可忘记了当年内战的祸害，若不是长期的内战内耗，国家的元气也不会削弱到如此地步。因此他又来了个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着重放在当年内战、削弱国本上。《太平花》的两次大改写，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两次大转折，令人深思。 【政事 第四】 抗战时期，史迪威被选派为蒋介石的参谋长，但两人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并且互不喜欢。史迪威把蒋介石视为“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他把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的独裁和强盗行径等同起来，在朋友中间轻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 罗斯福后来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您的全部军队”。史迪威亲自送达这份电报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我把这包红辣椒面交给花生米，然后叹了一口气往后一靠坐下来。投枪击中了这个小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话来以外，眼睛一眨不眨。”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暂的。蒋懂得有史迪威来指挥作战，中国的政治权力也许将缓慢地然而却确定无疑地从他的掌握中滑落。他不屈不挠劝说罗斯福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艾伯特·Ｃ·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蒋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 1940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根据这个方案，政权机关由1／3共产党员，1／3非党的左翼进步人士和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如彭真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提出并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1944年4月)证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觉得(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中央政府与他们差的太远了”。 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国民党中央颁布了许多限制进步文化事业的文件或法规，其中一个突出事例，是制定《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该正误表列入“谬误名词应改正者”共40余个，如“拥护抗日的政府”改为“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抗日的领袖”、“拥护革命的领袖”改为“拥护领袖”，“共同领导”改为“服从最高领袖的领导”；列入“谬误名词不用者”有中国共产党常用名词20余个，如“制造摩擦”、“抗日政权”、“争取民主”、“抗日的八路军”、“亲日派”、“民族失败主义”等。 台儿庄大战后，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作，白崇禧从周恩来那里得到这篇著作的原文，看后深表赞同。他又怕一般官兵理解不了，当下将此文的基本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拿去给蒋介石看，蒋氏也十分赞赏，即以此两语由军事委员会令发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最高战略方针。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从前线回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时说：不习惯蹲窑洞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可是全国人民不听他的。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都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 抗战结束，国民党接收开始。当时沦陷区流传不少关于接收民谣，“河里漂来的(乘轮船前往的)不如地里滚来的(附近坐汽车去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乘飞机去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原来就在那里与汉奸打成一片的特务)，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指摇身一变的汉奸自接自收比什么都快)。” 【矫言 第五】 日军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况，日本的报纸几乎没有登载，同时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定的地方。请看1938年1月8日上海《新申报》(日本人主办的中文报纸)的以下报道：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平静，慈爱的阳光照耀着西北角的难民区。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已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在路旁，流下感激的泪水。皇军入城之前，他们受到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得到一米一粟。市民们的痛苦已不能再忍受。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的手，散播恩惠的甘露。在日本大使馆西面，数千人的难民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女老少跪迎皇军，表示忠诚。在难民区内，日本兵向难民们分发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们无不充满感激之情。” 1944年3月，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对于长沙、衡阳两地报纸揭露湘省暴政不满，“手令”两地国民党政府查禁。原令“绝妙”，其文如下：“战时报纸油墨应积极节约，以供军需民用，近有不肖之徒，未奉政府批准，擅以宣传为名，在长、衡各地乱办书报，乱办杂志，胡说八道，颓风败俗，其浪费物力，扰乱社会之罪，实无法恕。特令饬所属严予查禁，以挽颓风。如有上项犯法书报杂志，应随时勒令停刊，并按情节轻重，究办其主办人。” 日本兵冈崎茂回忆道：在南京，我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诀窍是留着脖子前面的皮不要切断。我们让他们盘腿坐着，双臂交叉在胸前，所以头被砍掉的时候人就往前倒了。他们是朝着紫金山的方向倒下去的，这等于在日本朝着皇宫倒下去。我们在杀中国人的时候比杀一只鸟还要轻松愉快。 【神伤 第六】 安徽蒙城曾进行过一场激战。日军伤亡很重，中国军队士兵的尸体也倒了一地，鲜血把土地染红了。守城的周副师长曾率领一团官兵，奋勇抵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有一位当地的老乡这样说：“死得太惨了，灵魂不散，夜深人静，常听见喊口令、唱歌、冲锋的声音，可是走到跟前，什么也没有了。” 1938年8月24日的《大公报》报道： 昨今两天本报“战线”栏登载的“第三百零三个”一篇文章，十足的说明了日本的民族性，并悲凉的使人预感这个国家的毁灭。 “第三百零三个”是产生在扬州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吉田别了老母娇妻幼女而出征，他在中国战场上，奸淫了302个妇女。就在扬州，当他去逛军部为他们特备的慰劳所寻欢时，却发现他久别的妻——蕙子，正供另一个“皇军”淫乐，并在诉说，她怎样被军部征为营妓，送到中国来“慰劳”“皇军”，她的幼女病死了，婆母远留在祖国。当她供人淫乐时，她还关切着就在咫尺间正目睹耳听这悲剧的她的丈夫吉田！天啊！这是什么事！这是吉田的第三百零三个！这悲剧的主角吉田与蕙子双双拥抱碰死在“皇军慰劳所”！ 这故事太悲惨残酷了，但在日本民族性里，的确有构成这种悲剧的元素。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伤亡率是日军的10倍左右，抗战后期约为3倍左右。抗战的延长和高伤亡率使得军队无法靠募兵来补充，只有征兵一途。而国民党部队的负责军官往往与地方乡绅、乡镇保甲长相勾结，造成强拉壮丁的悲剧。有人记叙了当时新兵的悲惨命运：“曾有从云南到湖南前线去的新兵，一路上一丝不挂，只弄些草遮一遮羞，见到老百姓的东西，就拿到嘴里吃。捆来的新兵在送补训处之前都是关在小屋子里，既无草，又无铺，热天闷得要死，冬天冻得要死，吃喝大小便都在那里，生病的很多。新兵能到达前线的，达到50%就算是最好的，经常只能保持30%……新兵在路上死去的很多。” 在1930年代，《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风靡一时的歌曲，由当时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李香兰演唱。李香兰是生长在中国的日本人，她自称是中国和日本的“精神混血儿”在其自传中提到，1937年她以中国人身份无意中参加了一次抗日集会，当时没有人知道她是日本人。每个人都表态：“假如日本军侵入北京，诸位怎么办？”李香兰不知怎样说好，只能说：“我要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接着，她写道：“我只能这样说，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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