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坚
近日，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做客首都之窗时表示，为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应把户籍制度与福利制度、社保制度区别开来，同时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人口。他说，“如果北京政府要控制人口发展，我觉得首先可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其他的地方生活从业。”还表示，对本地
人和外地人使用不同房价，也是控制人口的一种方法。另外，提高出租房屋的价格也可能会控制流动人口的流入。(据9月1日《新京报》)
在如何控制北京人口的问题上，以往有一种专家意见，是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而这种观点往往被认为是对穷人的歧视和不公平，因为所谓低素质人员往往收入也相对较低，相对比较贫穷。现在又出现了专家建议提高生活成本控制首都人口，“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这显然也是对穷人的歧视与不公平。
物价水平往往是由市场决定的，因此一个城市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水平也是由市场决定的，因此如果要用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一个城市的人口，那么就必须动用行政手段来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个公民，如果穷到一定的地步，就不再具备在首都生存的权利，只有富人，才可以在首都生活，这是什么逻辑？！在专家眼里，是穷人在使北京的人口无法控制，因此出于对富人的生存考虑，只有令穷人离开首都。人生而平等，不分三六九等，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些年里，我们对平均主义的批判过了头。尽管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从不忘记说一声兼顾公平，而事实上却是“只唯效率，鲜顾公平”。受制于这样的思维导向，我们看到的很多专家建议乃至已实施的政策，都是今日随处可见的“赢家通吃”的结果，专家建议提高生活成本控制首都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得出的结果。这样的思维方式无疑是说只有富人才会给首都带来繁荣，才会显示首都的形象，因此也只有富人才有权居住在京城。在公平平等的社会中，只有公民的存在，不论出身，也无论贫富。虽说平等不是指人人拥有财富量的平均，但平等是由法律、政策、市场游戏规则所保障的机会均等和分配公平，而通过用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的做法，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人口，显然与此相悖。
富人之所以能过上富裕生活，离不开穷人为其提供的基础服务。要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最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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