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和时代的进步——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陈光中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鞠靖

　　这个曲折说明了什么？

　　——“还是反映了法制和时代的进步”

　　胡春生一案到现在才彻底纠正，不能算很快，但毕竟法制观念战胜了非理性的观念。

　　胡春生的案件是当时“极左”路线政策的产物，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案子就是应该平反的。1980年曾经改判过一 次，我认为那次的改判是“极左”路线还没有真正完全肃清的表现。

　　基层当时还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司法机关总觉得平反一个人就等于我这里错判了一个案件，而且带来的后果可能要赔 偿，作检查、总结教训，所以司法机关不情愿。这表明基层思想还有反省的必要。所以当时就搞了一个“陷害他人罪”——当 时再按照“公安六条”定罪肯定是不行了，所以改了个罪名。

　　但从法律上看，这样的改判从程序上也不对，没有检察院重新起诉，法院自己直接改判一个罪到另一个毫不相干的罪 ，两个罪名性质完全不同——1979年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了，这样改判已经明显违法了。

　　这个当年“文革”中的问题，1980年纠正得不彻底，到今天彻底纠正平反，胡春生案的这个曲折过程，还是反映 了法制和时代的进步，个人的

　　“不能考虑其它得失”

　　——“保护无罪的人不受追究”

　　在世界各国，有罪平反无罪都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一般说来，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实际工作中还是存在判有罪容易 、改判无罪困难的倾向，判人家有罪的时候没有太大负担，但是改判无罪就觉得思想负担重。

　　我觉得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还是应该考虑到：一个人被判有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刑事司法上的最大不公就是冤枉好人、 错判无辜。在刑事诉讼、刑事司法里面要牢牢把握的一个理念，也就是“疑罪从无”，而且一旦发现错判就必须坚决追究，不 能考虑其他的得失，纠正得越快越主动。

　　现在应该说我国平反的制度基本上还是建立了，比如我们有审判监督程序，胡春生一案就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已 经生效的裁判作了纠正，他的平反也是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进行的。

　　关键是这些规定在实际执行上还有问题，“保护无罪的人不受追究”这样的观念还应更强烈些。当然还有另外一面的 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规定是不是非常完备？是不是完备到足以防止一切无罪的人受冤枉？

　　当然以我的看法，法律完善到无懈可击，能够保证任何案件不发生错误，这种法律从古到今甚至于未来都不会有。法 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的严密还要同人的素质的提高相结合。

　　陈光中，法学家，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最高 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被尊称为“中国新刑事诉讼法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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