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杂志：求解干部生活社交圈考察之道

　　近年来，各地政府在政治层面的创新屡见不鲜。其中，对干部考核进行改革占了相当比重：考核的内容日渐广泛，方式也不断翻新。各地在这方面的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如何在法律体系的框架内更好地创新，恐怕是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本刊记者 白红义 报道

　　创新不断，争议不断

　　2005年7月，一项名为“党政干部强制休假尽孝道”的制度正式施行，出台这一政策的重庆市双桂镇一下子变得名声大噪。

　　这份“双桂委发2005第52号”红头文件说：“由镇政府干部在全镇率先垂范，做到真心孝敬家庭老人，从7月1日起，必须回家陪父母、岳父母过生日一天，回家前必须与对应的AB角搞好工作交接，由对应角负责日常工作，接待群众，每个陪伴父母、岳父母过生日休假时间，在法定的休假时间中抵消。”

　　其实，中国古代便有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的说法。虽说古代的情形已与现时大为不同，但在实践中，确有不少干部将孝道视为提拔下属的首要条件。早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民政部副部长李宝库便呼吁把是否孝敬父母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不过，像双桂镇这样将“敬孝”予以制度化却尚属首次。因此，这一规定见诸报端后引发巨大争议：赞成者有之，诋毁者也不少，有人斥之为对“公权的滥用”。

　　而几个月前在江苏省宿迁市发生的一件事情也与此次“强制敬孝”颇有些类似。5月1日，宿迁市开始实施《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要求党员、干部举办婚丧喜庆等事宜，宴请不得超过5桌。违者将受到党纪、行政和经济处罚。此举同样引来不少非议。

　　主流的意见认为，孝道、宴请等均属官员的私生活范畴，政府不应过多干涉。可是综合来看，干部考核越来越多地介入这一领域已是大势所趋。如果用官方语言表述，就是要强化对干部生活圈、社交圈的“两圈”考察。

　　以往对干部的考核，主要着眼于工作圈。德、能、勤、绩、廉等方面是主要考察内容。现在由一圈扩大到三圈，通过生活圈看个人修养和家庭生活，通过社交圈看社会交往。干部考察的内容大大扩展了。

　　对官员生活圈、社交圈的“两圈考察”是近年来出现并日益广泛采用的一项制度。2001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选定浙江湖州试点。湖州自试点“两圈考察”以来，“已有86名干部倒在8小时之外，受到谈话诫勉、暂缓使用、取消拟任资格及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大多是因为生活不检点、公德意识差、不孝敬长辈等问题”。4年后，这一吏治新规大有破茧推广之势。最新的一例便是杭州市委办公厅日前下发的《关于推行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实施办法》的规定。

　　在三圈中，工作圈显然是居于第一位的，它是造就生活圈与社交圈的通行证。生活圈与社交圈，是相对于工作圈而言的。不过这三个圈子的联系之紧密，在一些官员那里几乎是同质化的。官员的生活圈和社交圈既有属于隐私的范畴，也有属于职务附属物的方面，这就赋予了考察干部生活圈与社交圈的合理性。

　　其实，从生活常识的角度看，人们也很难相信，一个生活中奢靡荒淫、不孝敬父母的人会把工作做好、不出问题。政治学者刘海波博士即认为：“关系到人事的工作要尊重常识的智慧。”

　　不唱道德高调，不做表面文章

　　支持“两圈考察”者将之视为一把反腐利器。但从现实运行来看，这一制度的效果颇令人怀疑。有些地方聘请党政一把手的妻子担任两圈监督信息员，要求官员亲属政治觉悟高于亲情而真正大义灭亲，十之八九是缘木求鱼；生活圈和社交圈亦未必有真人真言，除非言者与其反目；官场惯有的封闭和神秘又限制了普通老百姓对官员两圈生活的监督。有鉴于此，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潭教授认为，“这种涉及对私人生活的严格苛求未必就能带来官场的亮度与净色。”

　　传统的考察办法日益显现出不能适应形势的一面。于是，在“两圈考察”领域不断有新的手段被创造出来，各地奇招迭出，不少方式引起巨大争议。上文提到的“禁宴令”和“敬孝假”正是诞生于这一背景。在重庆市涪陵区，新近还推出一种干部观察员制度，让受聘的观察员“在秘密的状态下观察领导干部‘生活圈’的情况以及廉洁自律方面的情况”。有人戏称此举为现代的东厂。

　　刘海波博士就此指出，“任何考察方式都不能犯法，当然不能用类似于特务的手段针对干部，这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各地在这方面的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如何在法律体系的框架内更好地创新恐怕是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官场生态治理是一个紧急而又重大的现实课题，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治理方式是目前转轨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这只能说明现有的管理制度不足或制度执行不力。” 陈潭教授如此认为。

　　事实上，组织部门自去年以来，一直在尝试改革干部考察方式，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在接受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采访时指出，干部“带病上岗”和“带病提职”，既损害干部队伍的形象，又损害党的形象，影响极坏。他表示，防止和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必须在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的监督上下工夫。

　　可以预料到，两圈考察除了既有的反腐功能外，还将在干部升迁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已有不少地方将官员在两圈中的表现与仕途直接“挂钩”，如杭州市委便规定“今后在干部任职前考察中，除了对领导干部工作进行考察外，还将通过适当方式对领导干部的生活和社交情况进行延伸考察。主要是到其单位、社区和街坊邻里那里去了解其在生活圈、社交圈中的表现，了解其个人修养、社会交往、家庭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干部管理及其考核所出现的“私域扩大化”趋向是考察干部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积极举措，是新时期干部管理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而实施的重要地方政策补充。陈潭并不否定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但他同时表示，这种突出对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目的主要是加强官场生态治理，针对干部队伍中的某些“表里不一”者提倡廉政诚信的为人品格和为官信条。但是，如同学校规定“教师不能猥亵女生”一样，廉政诚信是为官者必须遵循和坚守的道德底线，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在“底线”问题上罗列千言万语十分明细地出台一些“本该如此”的管理规定，也没有必要在这些非主要问题上过分花时间、下功夫。

　　对此刘海波建议，干部私德范围的内容或德性更适合作为干部任用提拔中的否定性标准，而不是肯定性标准。也就是说专业能力和政绩，依旧是干部“进步”的主要标准，但私德问题有否决权。这样是为了避免造成虚伪，在私人生活中虚饰德性以谋求更大利益。在他看来，干部考察不是例行公事般地仅凭几个固定标准就可进行的工作，这样不利于公正评价干部、选拔人才，也不能防止腐败。因此，需要考察者具有审慎判断的能力。

　　事物的性质要求考察者和干部选拔者必须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刘海波还建议，在我国现行的干部体制下，应当建立考察者和选拔者个人责任的制度。干部考察与选拔是为了公共利益，不是为了示私恩，谁是伯乐，应当为公众所知道。不能以组织的名义遮蔽了个人责任。伯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考察者和被选拔者的担保人，对他们日后的行为要负一定程度上的连带责任。“在我国现在既定的干部考核和选拔体制下，要紧的是考核的内容要切合实际，不唱道德高调，不做表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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