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中国之欧Ⅲ 改变中国汽车游戏规则

　　全球化在中国之欧Ⅲ 改变中国汽车游戏规则

　　欧盟制定的关于限制汽车排放量的欧洲标准早已落户中国，成为汽车产业和购车族的执行参照标准。欧Ⅱ尚未退台，欧Ⅲ即将出位。

　　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微粒，汽车污染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由我们自己

埋单，并演化为不容置疑的消费指标。在北京，于今年内提前实施轻型汽车欧Ⅲ标准的议案已经提上台面。这意味着，今后不达标的新车将不能在北京市场上销售，中国购车族将为欧洲标准再次缴纳费用。

　　影响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一系列的生活计划也为之动荡。对于

　　一切疑虑和担忧看上去都像是子虚乌有的未雨绸缪，但随着尾气治理工作的进一步实施，欧盟标准的再次升级，不排除提高划分黄、绿标标准的可能，这预示着可能会有更多的车被划到“黄标”的范围。而摆在中国的现实是，目前市场中大部分是欧Ⅱ车，尽管近年内限行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业内人已经提前发出了警示：购车者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买排放标准高的车型，以防后患。

　　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行动，车商们感到了措手不及。作为中国汽车销售的两大重镇，销售商们过于乐观地囤积了巨大的存量，而所有的欧Ⅱ车如果不能在新的排放标准实施之前及时售完，只能转而销往周边市场，一笔额外运费将就此产生。另一方面，欧Ⅲ排放标准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购车族的购买心理，欧Ⅱ排放车型很可能会被贴上“过气”标签，车型降价所带来的利润缺失将重击所有销售商的神经。最新的消息是，杭州已经紧随其后，将于近期试行欧Ⅲ标准，更多的城市则在蠢蠢欲动。

　　关于欧Ⅲ的技术争论已经在业内充斥，主流的观点认为汽车排放从欧Ⅱ到欧Ⅲ，绝不是像欧Ⅰ到欧Ⅱ那样简单的技术改造就可以完成的，至少需要三项技术的更新。首先是增加了对车辆冷启动时排放达标的要求。实验过程要求车辆在零下7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搁置6小时以上，点火着车之后，立刻测量车辆排放，达到标准；其次是在车辆的电控系统中增加专门监测排放控制系统工作状态的功能。它能够随时监测汽车尾气排放状况，一旦出现超标，会作出提示；第三项是针对厂家提出的，要对车载诊断系统有保修措施。而这一切，对中国目前的汽车制造业而言，无异于改朝换代。

　　相比于本土汽车企业的焦头烂额，合资企业或许会好过一点。它们生产的汽车要进行技术升级比较简单，因为国外先行欧Ⅲ排放标准，在引入中国市场之前，大多数车型已符合要求，只要稍加改装，就可完成从欧Ⅱ到欧Ⅲ的跨越。就今年上市的新车来说，如凯越、飞度、标致307、CRV等，为顺应环保发展要求，它们大部分已达到国外欧Ⅲ标准。对于民族汽车企业来说，他们只能采用与进口国外发动机或与国外厂商合作研发，来完成欧Ⅲ标准的汽车的研发和改装工作。

　　改变和升级也许并不困难，购买力也并非难题，欧Ⅲ只是一个关乎游戏规则的条款。但在高昂的研发成本和持续上扬的油价之间，欧Ⅲ正在不动声色地改变中国汽车的游戏规则。 (文/胡尧熙)

　　全球化在中国之偶像巴黎

　　对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造者来说，巴黎不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而是一个形容词，或是一个打包压缩文件。涵义可随意解释、内容可无限添加。

　　在那部常被70年代生人念叨的老电视剧《上海滩》结尾，许文强满身枪眼，口吐鲜血，嘴里喃喃低语着：法国。这是他的美丽爱人忧伤离去时，留给他的地址。于是，这成为一个梦、一个符号，与爱、与安宁、与幸福有关的，一个符号。

　　今天，如果要举出一个让小资和中产吐着血、喃喃低语的名字，那么，千言万语会化为一个词——巴黎。

　　对世界各地的小资来说，巴黎不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而是一个形容词，或是一个打包压缩文件。这个叫“巴黎”的文件里承载了太多内容：香榭里舍的浮华优雅、左岸的人文气息、时装、香水、花都咖啡、优雅女人……是，谁也无法清晰定义巴黎。时尚之都？花都？浪漫之都？文学与艺术的“麦加”？无数的名人描摹过巴黎，面对巴黎，徐志摩像个乡下人进城一样惊呼：“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希罕天堂；尝过巴黎的，连地狱都不想去了。”

　　在今天的中国，巴黎其实已经无所不在。对大多数没有去过巴黎的中国都市人来说，巴黎不仅仅是个城市，它已经成了一种精神状态。你很可能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某个叫做“左岸”的咖啡馆里流连；不必出国门，就可以领略来自巴黎(或者号称来自巴黎)的时尚产品，迪奥、伊夫·圣洛朗、夏奈尔、路易·威登，这些曾经神秘遥远的名字，如今也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些经营时尚文化和女性商业的街道，不约而同命名为“东方巴黎”；打开报纸，有专栏作家们看似漫不经心地描摹对巴黎的惊喜和渴慕。不知从何时起，在一个大城市中生活的中国人，可以随时感受到“巴黎春天”了。

　　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说：“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大城市里迅速扩大。他们中多数人都喜欢采用法国式的生活方式、生活艺术、室内装饰乃至发型。这种趋势在以前的‘东方巴黎’上海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复制巴黎方面，上海底气十足，基础良好。后来，在北京，在广州，这种趋势也开始慢慢渗透，“左岸”就是典型例证。那个正宗的左岸，巴黎塞纳河的左岸，传到中国来，正暗合了渴求人文气息的中国文人心理，也迎合了商人们试图制造文化气息的企图。于是，左岸，开始被无限复制、迅速改造，衍生出无数中国化版本。有形的，是各大城市的时尚楼盘、咖啡店、街边小书店。无形的，是各种网站、网名、文学社。

　　今天，几乎每个中国大城市都有一个以“左岸”命名的公共场所，“左岸”酒吧、“左岸”书屋、“左岸”咖啡馆、“左岸”西餐厅、“左岸工社”写字楼……广州著名的“白领社区”——丽江花园有一个名叫“左岸”的商品房楼盘，售楼书扉页上写道：“左岸，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永远的情结。相对于右岸正演示的浮华与喧嚣，在左岸却更能安静从容地进行艺术般的生活。”艺术般的生活，这就是关于左岸的一种怀想。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小说《重返巴比伦》中称呼巴黎为“巴比伦，被中国人复制和改造过的这个符号，就是一个“巴比伦”，一个只有奢华与享乐的梦想，一种关于浪漫与美好的渴望。类似一度刮起的老上海的怀旧风。不过是一种标签，涵义可随意解释、内容可无限添加。

　　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对很多生活乏味、工作紧张的人来说，巴黎，意味着爱、浪漫和激情，而非埃菲尔铁塔、卢浮宫、香水、左岸的咖啡馆和街头画家。巴黎，不仅仅是个浪漫和生产浪漫的地方，还意味着远离现实恶劣环境、现代机械文明、日常平庸生活和身边乏味伴侣的机会。这是个浮华的梦想，却不另类、不极端，最适合生活安定而心灵不安定的中产阶层。它不是西藏式的心灵自省，而是给平凡的生活加点儿漂亮的外衣，不用伤筋动骨，所以大受欢迎。

　　当年深深迷恋巴黎的徐志摩清醒后说：“但巴黎不是单调的喜剧。”原版不是，复制的？管他呢！

　　(文/陈艳涛)

　　全球化在中国之“世界遗产” 民族身份证？

　　随着中国人申遗热情的日益高涨，我们将越来越多地仰仗别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东西，然后趋之若鹜。

　　距皖南地区的黟县县城8公里和11公里的地方，分别坐落着始建于唐朝和北宋时期的西递和宏村。由于地处山里，这里的村民耕读传家，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2000年11月30日，远在澳大利亚的凯恩斯，与这两条村子并无渊源的一群人作出了一个与这两条村子有着直接关系的决定，这就是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宏村和西递村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西递和宏村的一些村民闹不明白，怎么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地方竟然成了“遗产”，更不明白的是，它们是谁的遗产？不过这些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把这当成是一项殊荣，何况它还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有看得见的好处。与皖南古村落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等等。

　　2005年7月15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29届世界遗产大会只用了短短的10分钟，就让“澳门历史城区”拿到了世界遗产名录的准入证，中国代表团的很多人激动得落下了热泪。至此，中国已有31项自然景观和文化遗址搭上了“世界遗产”这艘船，还有100多号在排队等候。

　　在这31个已经被贴上了“世界遗产”标签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址中，除了其中4项自然遗产，少数几个反映老百姓生活的文化景观，绝大多数是帝王士大夫们的宫苑、死后的坟墓以及一些宗教庙宇建筑和军事设施等等。

　　在中国世界遗产论坛上，一位网友提出：从已经申报成功的遗产来看，有些并非是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而一些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还没有现眼。有人针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诘问道：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用什么来作为现代中国人通行全球的身份证？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认为：“世界遗产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属于中国的世界遗产，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化国度特有的、不凡的特殊价值所在，是治疗当前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一剂良药。”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篇报道，其中有两句话形容世界遗产，一句是“全球最珍贵的地方”；一句是“最好中的最好”。按照这一说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说自话地具有了给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贴标签的权利。可以想象，随着中国人申遗热情的日益高涨，我们将越来越多地仰仗别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东西，然后趋之若鹜。

　　如果说“世界遗产”是一艘船，那么它是一艘从世界各地搜罗了各种奇珍异宝并汇入全球化浪潮的船，上了船就如同领到了一张加盟现代世界的入场券。去年，苏州耗费了100亿元人民币迎接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是该会议有史以来最奢侈的一次，这场会议演变成了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招待会，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热情待客、急于献宝的典型心态。然而，一年一度的世界遗产大会究竟是由少数人操控的游戏，还是关乎全人类的严肃事件？

　　有众多的自我陶醉式的文章指出中国是世界遗产大国，流露出我大国文明得以扩张的优越感；也有不少文章毫无顾忌地大谈世界遗产是块商机无限的金字招牌，应该好好加以利用；当然更多的文章都承认搭载上“世界遗产”这艘船，客观上确实有重大现实意义；只有少数人隐约流露出了对于联合国利用现有的科学和教育体系推行全球化的担忧。

　　与此相关，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2年在耶鲁大学的讲话中提到：全球化力争创造的世界远景非常清晰、具体。这种远景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是多种文化和搏动的产物，我们的力量在于促使熟悉和陌生相结合。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特殊信仰和遗产而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为此自豪。但是，认为我们的东西必然与他们的东西相冲突的观念既错误又危险。此种观念造成了无休止的敌意和冲突，致使男男女女以一个更高地位的掌权者的名义犯下滔天大罪。但是情况不必一定如此。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人民共同生活，我们大多数人都具有重叠的特性，将我们与截然不同的群体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热爱原本的自己，而无须憎恨我们所不同的人和事物。 (文/董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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