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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在中国之富豪榜偶像批发商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0日10:49 新周刊

  全球化在中国之富豪榜偶像批发商

  5年前,富豪榜告诉我们谁是中国大陆的富豪,如今富豪榜告诉我们富豪应该怎么生活。

  2000年,《福布斯》终于看见了“中国”,推出的“中国50富豪排行榜”,由在中国
工作的英国人胡润负责编制完成。《福布斯》声称,他们的严谨在于不是依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而是“通过中国媒体以及互联网获取第一手材料,再利用在香港、新加坡、纽约上市的企业公司股票所反映的资产情况来编排‘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这意味着,从2000年那样一个历史时刻开始,我们被纳入全球化的财富评定标准,西方社会在为中国打造新富阶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随着《福布斯》以及诸家西方财经媒体一年年乐此不疲地在划定一个中国金字塔塔尖的黄金圈阶层,制定自己的黄金富豪名单,一切在微妙地发生改变。中国人原先的“藏富”心态在扭转,主动配合调研的富豪多了,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并公开自己的财富和致富过程,为富豪榜的调研团队收集数据资料提供方便。公众的仇富心理开始减弱,逐步接受他们的邻居成为亿万富翁这一事实。媒体在报道这些“富豪”时,更注重发掘他们致富过程中的艰辛努力和表现出的智慧魄力,人们对富豪越来越熟悉,透过这些数字的表面关心富豪背后的故事,并关心他们所具备的良好品质,比如诚信、勇敢、创新……财富偶像、财富文化、财富品质、财富趋势在一年年的富豪榜颁布中逐步确立。一个大陆富豪的阶层在大众的艳羡、仰望中逐步崛起,成为中国人的新偶像。

  像一个偶像阶层那样生活,富豪们的消费模式、社交模式通过无数“生活方式”的杂志在宣扬着,都在被金字塔塔尖下的庞大人群窥探与效仿,富豪榜的背后是消费社会的巨大商机。当然,偶像也需要生活榜样,作为富豪榜发布中心的《福布斯》,同样也在为各个国家的黄金圈富豪们制造又一座天下大同的金字塔,全球金字塔的塔尖人物无疑是比尔·盖茨。像比尔·盖茨那样生活,像好莱坞明星一样“善良”,随着全球统一的富豪榜,这一切的一切在全球范围内推而广之。

  是的,我们记得每年奥斯卡大典后,流行音乐巨星埃尔顿·约翰都要在自己的豪宅设宴,以向“艾滋病捐款”的名义举行慈善晚会。物质细节、明星美人、狂欢及以慈善的名义一掷千金,构成了典型的名利场图景,那样童话般的“美轮美奂”随着好莱坞制造出品被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没有理由感觉陌生。“生活奥斯卡”,也许没有一个名字能更准确地表达我们对如此西方生活顶礼膜拜般的复制与抄袭。

  随着新富阶层、新富生活方式、新富生活圈……一一被快速移植到中国。慈善,这个西方上流社会的热门词语当然没有被中国错过,它也迅速成为中国新兴名利场不可或缺的元素。胡润,“生活奥斯卡”的始作俑者,这个以制作中国富豪榜而一举成名的英国人近两年又以发布“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和“慈善企业排行榜”而将富豪与慈善的概念紧密相连。在接纳西方世界的财富观、创业观、消费观之后,我们也在无数胡润式人物的推动下,再度接受西方世界的流行价值观——投身慈善事业,是企业家们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

  5年前,富豪榜告诉我们谁是中国大陆的富豪,如今富豪榜告诉我们富豪应该怎么生活。就像西方电影里描摹的那样展现我们的仁慈,和LV一样,谁说“慈善”不是富豪阶层身上的全球化标签? (文/朱慧)

  全球化在中国之不学英语会死吗?

  那些积极投入全球化怀抱的青年学子,非但没能领悟西方哲学里的独立、平等、自由、开放的精神,还在离开国土之前被打上了中国式“实用功利主义”的烙印。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贴在新东方诸多课室里的这句校训怎么听怎么别扭——不出国,人生怎么就绝望了呢?出了国,人生怎么就辉煌了呢?

  但这并不妨碍新东方的教师和学员们群情激奋地投入“寄托”潮。“寄托”,从发音上来看,是“GRE”和“托福”的缩写,而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又恰恰表达了这代中国人把未来寄托在全球化教育背景上的精神愿望。无论“海归”是如何掉价,无论“土鳖”是如何抗争,无论“海待”是如何不济,都不能阻止Mr.“留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疯狂派发“新东方”的名片。

  俞敏洪,新东方学校创始人,号称“留学摆渡人”和中国的“留学教父”。这个高考三次落榜,出国多次拒签的江苏人,却在出国考试培训市场上大放异彩。在哈佛和耶鲁的中国留学生中,他的号召力甚至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位大学的校长。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曲折经历,折射了中国底层百姓的不幸命运,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梦想,包含了诸多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愿望,为何他的演讲会场场爆满?为何新东方的盛名让无数学子过目不忘?

  宋健在《十代留学生百年接力留学潮》中,遍列了各个时代留学生的特点,而十代之后的留学生所要面临的,是标准化的出国留学考试,必须独立承担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离开国家目标的个人价值追寻。但是,面对着这前十代留学生不能想象的困难和困惑,2000年后成为主流的第十一代留学潮,不仅没有减退之势,反而从部分人群的“精英行为”演化成一场“全民运动”。其中,全球化浪潮是始作俑者,经济水平的提高为老百姓跨出国门推波助澜。

  遗憾的是,新东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中国学生留学海外的绝佳跳板,却并没有将相对封闭的中国大学生与海外研究性大学的对接做好。高举着留学与移民的“中国公民全球化”旗帜,新东方在某些方面却土得掉渣。

  “应试”,这个被国内教育界批判多年并开始摒弃的教育思路,在新东方的出国考试培训里成为了贯穿始终的主线。讲台上的每一个教师都毫不避讳地宣称,上新东方只能提高考试分数,决不能提高英语水平。新东方对学员的态度是——送出去再说。

  而新东方教师激励学生的三大法宝是:一、拿已出国的前新东方学员开涮,以激励学员努力赶超前人。常用句式为:“这家伙就是靠套磁混出去的,你们难道不可以?”二、拿江苏老农民“玉米糊”(俞敏洪)开涮,以激励学员努力赶超新东方“牛人”。常用句式为:“玉米糊以前就是个喂猪的,你们肯定可以混得比他强。”三、拿出国考试的出题方ETS(美国考试中心)开涮,以激励学员努力赶超美国人。常用句式为:“这种智障出的题目都做不出来,你们也和智障差不多了。”这种以嘲讽为前提的激励,暗合了中国人在全球化进程里急寻认同的自卑心理——貌似新颖,实则庸俗。

  新东方的校训“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再次吻合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的“老土”基调。这些积极投入全球化怀抱的青年学子,非但没能领悟西方哲学里的独立、平等、自由、开放的精神,还在离开国土之前被打上了中国式“实用功利主义”的烙印。以至于华人聚居的China Town,尽管在不同的国家里不断上演从“勤学刻苦”到“勤劳致富”的神话,却在争取西方社会认同方面进步微小。

  但是,新东方对国际化的推动,不在于直接发力,而是间接体现在数以十万计的学员身上。俞敏洪说:“他们今后不论回不回国,都会成为中国国际化的‘发酵剂’。”据不完全统计,在欧美高校就读的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新东方的弟子。10多年来,借力新东方出国留学,而后又携着全球化的教育背景“海归”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在这轮并不彻底的全球化洗礼里,新东方的确扮演了一个真真正正的教父。

  尽管新东方为莘莘学子们营造的全球化前戏,带着不可理喻的大革命色彩,但拿着新东方这张土名片,还是能拨通留学海外的洋号码的。于是新东方的这拨即将出国、或者出国未遂的大龄青年(新东方教师),便带着一群意欲出国、或者屡败屡出的小青年们(新东方学员),在全球化的教育市场里跌宕,他们以为“辉煌”便是自己的归属和全球化的结果,殊不知前路艰险。而这一点俞敏洪早有预知,这不,新东方开始办厨师学校了。 (文/邱晨)

  全球化在中国之七夕不敌情人节

  2月14日给情侣带来一种象征性的全球化概念,中国七夕和西方节日相比的弱势在于,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信息和被大众认可的行为符号。

  我觉得七夕和情人节其实没什么区别。”上海一家公司的白领Wendy说,“也就是多了一个一起出去吃饭逛街的理由,如果不送玫瑰花和巧克力,那么商家总有本事给你弄一个什么其他代表性的礼物出来。”

  借助今年中秋节的申遗气势,七夕今年格外抬头挺胸,或许是借了西洋情人节的光,在2月14日被形式主义之后,商家和年轻人都需要另找一个新刺激。七月初七正好与情人节有半年之隔,处在情侣们的激情干涸期,在“情人节”之前加上“中国”两字,商家纷纷大打传统民族牌,为的是吸引更多年轻情侣。据了解,今年不少大学生缩短漫长的暑假,早早赶回学校过七夕。甚至有人专程从国外赶回来,为的也是七夕一聚。

  情人节自然少不了鲜花巧克力,无论中外土洋。零点公司曾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做的民意调查显示,15至44岁的居民中有54.6%的人考虑买礼物在情人节送人,最常见的是玫瑰花和巧克力。另外,46.7%表示会在2月14日这一天作特殊活动安排,其中又以外出吃饭为最多,约占28%;25至29岁的年轻人是最舍得为情人节破费的群体。光有玫瑰花、巧克力还不够丰富,还有化妆品、服装、领带、皮带、手表、钱包……一切你能想得到,并且可以拿来当作礼物的东西。“零点”的调查还显示,整体上人均129元人民币的特别花费已直逼美国人均25美元同类消费水平。而且中国男子花销会多达260多元人民币,几乎是女性花销两倍以上,有男士感叹,这天应改名为“荷包重创纪念日”。

  有网站把中国人的理想情人节描述为:和你爱的人甜蜜一整天。早上,一个morning kiss,共享早餐,可以是西式的火腿煎蛋,可以是中式的白粥油条;逛了一个上午,找一家可口的餐厅,俘获爱人的胃;下午,开车离开这个喧嚣的城市,在野外来一次下午茶,有明媚的阳光,有清新的空气;晚上,是一天的重头戏,需要鲜花,需要烛光,需要浪漫;入夜,带着爱人去狂欢……一个法国人看了之后感慨:“你们中国人比法国人还会享受情人节。”如果把白粥油条去掉,这样的描述适合世界任何地方的情人节。

  说白了,2月14日给情侣带来一种象征性的全球化概念,原本一个普通的日子,贴上特殊的标签,就给了一群人一个借题发挥的理由。中国人不习惯说“我爱你”,但说起“I love you”却坦然顺口得多。中国七夕和西方节日相比的弱势在于,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信息和被大众认可的行为符号。

  北京的刘先生也表示:“这下可好了,一个情人节不够,还给你整出俩来,为了情人节我都快愁死了,得变着法讨我女朋友欢心。听说南方把元宵都当成情人节,希望这就不要再往北方挪窝了。一个从外国来的洋情人节,就够把中国人都整得晕晕忽忽的了。” (文/胡斐)

  全球化在中国之《VOGUE》中国版 时尚侵攻战

    世界5大女性时尚杂志全部落户中国,中国不再是世界时尚帝国版图的盲点,通晓英文、法文甚至日文,成为比熟悉时尚更重要的事。

  2005年8月15日,在经过长达3年的筹备之后,世界顶级时装杂志VOGUE的中国大陆版终于创刊。在这本创刊号封面上,硕大的“VOGUE”金字招牌把其中文刊名“服饰与美容”挤到一边,这一并不符合新闻出版署有关规定的举动,充分显示了“我是VOGUE我最大”的强势。

  至此,世界5大女性时尚杂志品牌——VOGUE、ELLE(《世界时装之苑》)、COSMOPOLITAN(《时尚·伊人》)、Harper’s Bazaar(《中国时装》)、Marie Claire(《嘉人》)全部进入中国。正是因为这些国际大牌的进入,使中国读者知道了什么是“时尚”,也享受到了和全球其他地区同步获取最新时尚资讯的便利。有意思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经常看的时尚杂志和这些国际大牌的关系,即便是进入中国已经17年的《ELLE世界时装之苑》,恐怕也没有几个读者能正确地读出“elle”这个法文词。

  1988年《ELLE世界时装之苑》创刊之前的中国,是皮尔·卡丹和梦特娇成为时尚标签,国人初具品牌概念的年代;也是女孩们拿着版权购自日本的《装苑》去裁缝那里定做时装的年代。观念的更新带来了对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渴望,因此,几乎全部内容来自海外的《ELLE世界时装之苑》的出现,对人们来说不亚于一次时尚观念的启蒙运动,也是中国进入世界时尚帝国版图的开始。

  但也正是完全国际化的内容使《ELLE世界时装之苑》长期处于曲高和寡的境地。它高估了中国市场的接受能力,来得太早了。当时的人们对海外流行资讯的态度与其说是出于切身需求,还不如说是好奇和炫耀;而且,中国人缺的课实在太多了,要一个刚刚脱掉蓝制服的人换上西装立马成为时尚得体的绅士,这显然不可能。于是,ELLE在逐步加大本地化内容的同时,也承担着耐心调教中国人的时尚观的义务。经过17年来的苦心经营,按照《ELLE世界时装之苑》现任执行主编孙哲的说法,“本土内容占60%到70%,国际化内容30%到40%”,而且已经拥有了“普遍具有一种国际眼光和视野”的固定读者群。

  1993年创刊的本土杂志《时尚》则在创刊几年后就积极谋求拥有国际化背景。通过合作伙伴美国IDG的穿针引线,《时尚》跟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多个出版集团进行接触,其中包括VOGUE和Marie Claire,最后选定了美国赫斯特集团旗下的COSMOPOLITAN。事实上,《时尚》也正是在1998年打出COSMOPOLITAN的旗号,把封面换成金发美女之后脱胎换骨,一洗本土时尚杂志的局促和窘状,并很快与《ELLE世界时装之苑》势均力敌。随后,《时尚》复制了与COSMOPOLITAN合作的经验,先后与Esquire、Harper's Bazaar、FHM进行版权合作,创办了《时尚》刊群的主力《时尚·先生》、《中国时装》、《男人帮》。

  从《时尚》集团的发展史来看,它可以说是将国际化与本地化结合得最成功的样本。想必《时尚》集团当年选择国际版权合作伙伴时一定很想跟VOGUE谈成,那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合,“时尚”这个名字简直就是为VOGUE中文版而准备的。不过《时尚》最终选择来自美国的COSMOPOLITAN,相信更多的是出于对本土市场的把握,2000年前后的中国女性读者不仅需要有人调教她们如何穿衣打扮,还希望能在职场和情场两方面得到指导,而这正是美版COSMOPOLITAN的强项。

  在中国,就算是ELLE这样的国际大牌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来培育市场,而在国外属于二三流的杂志品牌比如日本的RAY杂志,在和《瑞丽》合作之后却意外地大放光彩。国际大牌纷纷进入中国当然是好事,对于读者来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选择多了,和世界最新潮流的距离拉近了,这样才有可能把握潮流而不是盲从。而对于时尚杂志从业人员来说,要适应这一不可阻挡的趋势,当务之急恐怕先得把以往不大用的英语操练得更纯熟,抽空还得去学学法语、日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就像《VOGUE服饰与美容》编务总监张宇所强调的那样,她的team成员必须“英语流利”,因为“英文是我们的工作语言之一,我们需要用英文与国外的模特或摄影师进行沟通”;而且,更重要的是,“英文能力同时又显示出一个人是否有上进心”!My God,那就是说,我们不想当全球化人才还不行了? (文/谭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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