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中的“乡土观念”及其变迁

　　出于职业的原因，人类学家总是从主位和客位两个不同维度来理解和界定乡土观念的。因为人类学研究要求研究者要深入研究地点，要和被研究的对象生活在一起，学习当地的语言，体验当地的文化，用当地人的思维方式思考，用当地人的价值观念进行判断，直至被认同为当地人，从而洞悉他们的生活目标，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从而获得真实、全面、完整的资料，这种参与式观察获得资料的方法就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因此，人类学家了解当地人“心中”诸种观念的“内涵”和“边界”。获得完整的研究资料后，人

类学研究又要求研究者从“当地人”的角色中走出来，还原自己，从一个人类学研究者的角度审视和研究所获得的资料，而得出一个他者角度、学术研究角度所概括的观念。这种从主位到客位不断转换的学术训练，也就使人类学家视野中的“诸种观念”有了主、客两个不同维度的答案，乡土与乡土观念也是如此。

　　一、传统的乡土观念与“地域认同”

　　出于上述原由，在人类学的视野中，乡土与乡土观念是由当地人的自我认同和他认同构成的。研究表明，自我认同的乡土观念是与出生地、儿时的记忆(文化传承)、“心灵”的归属感、相同的价值判断等复杂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自我对乡土的认同外，社会的认同，即他认同，又称“外群体”认同则主要由显性的行政区划、历史性的地域界限和研究者为方便研究而“类型化”的区分所构成。但无论是出生地还是儿时的记忆(文化传承)，无论是行政区划还是历史上形成的地域界限都与特定的“区位”联系在一起，两种不同维度的乡土观念，重合在“地域”这个点上，而地域在乡土观念中的突出的位置又使其成为乡土观念的“符号”，和“表征”。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乔建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从高山族到“原住民”的称呼更突出了地域因素在乡土观念中的重要地位。

　　但进一步深入探讨，你又会发现人们对地域的认同不是对出生地点或行政区划的认同，而是对这个区域的服饰、饮食、建筑、语言、节日、风俗、生产方式乃至于价值观念的认同，是对共同起源、共同荣誉、共同信仰的认同，是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承载着该地域文化的人——乡亲的认同，是对该地域文化的认同。正是鲜明的地域文化，将相同的地区区分为不同的地区，使茫茫人海中的人们在茫茫大地上有一个属于自己心灵的特殊地域，这就是家乡、故土、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域又成了“地域文化”的浓缩和象征，人们认同的乡土实际上是乡土文化，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地域为依托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美国的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对

　　我本人对西北青海化隆地区“一个特殊回族群体”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西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民族频繁迁徙的地区，其中甘青川交界区域还有着“民族走廊”之美誉，在我对这个地区的研究中发现，他们的乡土观念，就由对区域文化的认同而浓缩为对地域的认同(个案情况详见PPT)他们将居住在卡力岗山区的人称为卡力岗人，而卡力岗人的家乡、故土就是这个山区。他们共同信仰伊斯兰教，有着共同“该宗”伊斯兰教的经历和共同引以为自豪的“共同荣誉”(马来迟的传教

　　也就是说，人类学视野中的乡土与乡土观念是自我和社会对一种地域文化的肯定、责任、依恋和强烈的归属。其中地域成为这种乡土观念的“表征”而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它乡遇故知”被认为是与“金榜提名时”、“洞房花烛夜”并列的人生三大幸事，“落叶归根”也就成为每个中国人难解的情结。而一个人出生地的唯一性，出生地域文化特色的独特性也是形成人们强烈的崇高感和归属感的原因之一，是地域成为乡土符号与表征的主要原因。

　　前一阵有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对深圳居民不说自己是深圳人的现象进行了剖析，认为深圳人缺乏归属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深圳的认同，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域因素，因为在这个年轻的移民城市中，当地出生的居民所占比例十分有限。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地域在乡土观念中的重要地位和成为地域文化“符号”主要原因，成为传统乡土观念“表征”的主要原因。

　　二、乡土观念的变迁

　　我国的传统观念是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积淀而逐步形成的，而农耕社会有极强的恋土情节，“生作耕，死作葬”，人们象一个忠诚的士兵守侯着土地。这恰与海德格尔“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象“农夫”一词本来的含义一样——只是自然的看护者”的名言相吻合。农耕文明生成一种“大天至上”的环境观，而以血缘、亲缘、地缘构成的中国乡土社会，滋生一种“和谐共生”的人文理念。他源于自然而生于人文，是人文的自然化，也是自然的人文化。尽管千百年来对“天人合一”的观念有不同的争议和评判，但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不缺少人文关怀是中外学界的共识，以至于西方认为中国宗教(思想)没有对未来世界的关怀，虽然中国传统思想通过“礼”强调对现实的超越性，但仍然不具有超越现实的关怀。天人合一是中国大、小传统共同具有的观念。

　　如今，随着工业社会逐步取代农业社会，随着“工具理性”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乡土文化和乡土观念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类借助于工具重新安排了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给人们带来了改写自然的能力，为人类取得了支配自然的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农夫”变为“主宰”，由“守侯者”变为“索取者”。技术作用于自然的正态效应促使人们不断向自然索取，同时也使这种索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城市迅速蔓延到乡村，乡土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正在逐步被单调、相似的城市文化所取代，我所调查的“卡力岗人”的传统民间节日就因为大批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而多年没有举办过了。随着“民工潮”的涌动，人口迁移越来越频繁，原来的地域被打破了，地域的乡土观念“表征”地位也正在动摇，乡土文化的认同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传统的乡土观念正在“土崩瓦解”……以至于在各种场合，我们经常被问及是哪里人时会感到茫然而无所适从，年轻人更是或简或繁地据实以告：我祖籍在山西，母亲山东人，出生在大连，成长在沈阳，读书在天津，工作在北京……就是如此罗嗦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归属哪里。传统的老表、乡党这些可靠的身份识别符号已不再可靠，过去常常在各种登记表和档案表上写下的籍贯，许多人甚至根本没去过，就更不可能用它来进行身份识别了。对此，台湾学者刘庸到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小的时候父母在哪，家就在哪，长大以后，工作在哪，家就在哪，老了以后，孩子在哪，家就在哪。这实际上也是当今许多人的生活写照。

　　旧有的乡土观念被动摇并不可怕，或者说这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环节，但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心灵的归属，传统和现代并不总是“二元对立”，创新和回归回在更高的层面统一。在今天，人们由于移动而缺失的归属感，使人们在听三毛的那首《橄榄树》时会潸然泪下；而所谓“宗教热”的兴起，或者按照都市人类学家尼可拉“现代破除偶像运动的反弹”的说法也好，其主要原因是“心烦”，实际上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功能负面影响的反思，是现代工具理性对人性压抑的反思。最近在北京等大城市兴起的“暴走族”、“郊区居住趋势化”等所谓“时尚”，实际上就是一种回归，一种对传统的回归，对传统人与自然关系的回归，但这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归，我认为这就体现了更高层面的创新，颇似布迪厄对二元对立的消解一样，传统与时尚这个对立元素在新的“空间维度”绝妙的统一了起来。如今乡土的空间也已经从传统的祖籍、出生地，变得更为广泛，从静态变为动态，并且不断发生着位移，随着人们对自己“地球村民”身份的定义，地球成为了我们的乡土，整个自然成了我们的乡土。而对乡土的责任、依恋和热爱才是我们万古不变的情怀。

　　人类不能再沉迷于这种生活方式，不能再沉迷于自己对自然的“辉煌成就”了，在工具对自然界显性的正态效应背后，隐性的负效应也已经显性化，以至于使我们在自然的恶化面前惊怵的“失语”，人口爆炸、资源损耗、水污染、核泄露、不断发生的公害事件等，不是危言耸听，确实到了郑重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

　　早在七十70年代，在瑞士、前联邦德国一批有识之士成立了绿色组织，绿色运动迅速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与环境的关系。我国的学者们也提出了“回到传统，返本开新、和合共生”的主张。而倡导绿色的人文回归，打造全新的绿色生活为宗旨的《Greenness绿色世界》此时创刊并发起一场意在使人猛醒的“新乡土运动”无疑具有重大社会意义。

　　三、理解，尊重、宽容、和谐——新乡土文化的核心

　　从传统的“大天至上”到“改天换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人类学的研究是基于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对当地人生活方式的尊重、对当地人行为模式的宽容，如果没有理解，尊重、宽容，也就不可能和谐，更谈不上获得研究的资料，取得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了。只有如此，才能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才能发展。我想在人类学的视野中，理解，尊重、宽容、和谐是研究的基础，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和基础。这不只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础，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识。而《Greenness绿色世界》所倡导的，作为一种挑战现有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新乡土运动”，就是倡导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宽容、和谐，倡导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正是“新乡土文化”的核心和主要内涵。刘夏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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