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四川邛崃市法院执行局局长王毅带领几位执法人员，到23岁的产妇杨玉梅家执行一起民事判决。事有不谐，双方就动了手，事后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杨玉梅的丈夫也算是个血性男儿，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报道中说，他从担架上背起
妻子：“走，死也要到法院去讨个说法！”讨什么说法呢？他“要求法院道歉并出钱治伤”。但如果法院拒绝呢？那就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了。问题是，邛崃市法院会自己判自己吗？当然，他可以换一家法院，但“法院审法院”听起来就让人感到滑稽，从程序上都无法保证正义。
法院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只能找政府、党委、人大或者求助于社会舆论。但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审查才应该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只有法院才有权力说“最后一句话”。诚如美国大法官鲍威尔所说：“法官的裁判不是因为绝对正确而有最终效力，而是因为有最终效力而绝对正确！”如果其他机构出面裁决法院应该“道歉并出钱治伤”，那无疑是在法院之上又建立了一个“法庭”，结果，法院的尊严也没有了，整个事情乱成了一团麻！
之所以会乱成一团麻，在我看来，都是“法院执行局”这个非驴非马的机构惹的祸！因为有了“执行局”，结果法院频频让自己成了纠纷的一方，失去了超然中立的地位。这里一个最大的误区是：司法权的任务只在于适用和解释法律，认定事实并居中作出判决。而执行判决，尤其是强制执行，则带有明显的行政性：立场鲜明，目标明确，追求效率，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应该由行政机关来行使。“法院执行局”这个机构之“非驴非马”，就在于其职能是行政性的，但却是司法审判机关的一部分。尴尬的机构难免做出尴尬的事，让所有的人都摸不着头脑。
以我的孤陋寡闻，世界各国的法院都不管执行事务。如瑞典的执行局，就是政府机构，他们把全国分为81个执行区，在每一个区设立一个执行局，专门执行判决；而在英、美等国家，则是在法院外设立了从事执行工作的执行官，隶属于行政机关或警察系统。
因此，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当是，法院负责判决，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可以先把执行局划归司法厅、司法局管理。这样一个体制，有利于维护法院的绝对权威、实现正义之类的大好处暂且不说，但至少避免了法官和产妇扭作一团这样不成体统的局面。当然，根据经验，即便是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没有法官的率领，也仍然有可能出现“几条汉子对一个产妇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但产妇及其丈夫在发出“走，死也要到法院去讨个说法”的誓言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系列麻烦也就不会出现了。
相关专题：民主与法制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