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要 英
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最爱？对于这个时代的暴发户来说，好莱坞电影极力渲染的西方生活方式，一直是许多人向往的生活蓝图——出门开着豪华轿车，住着复合型的宽敞房子，在装饰着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里上班，欣赏着用华丽灯光营造的一座座人工不夜城。在许多人眼里，似乎这就是现代化的标本。不过，对于学人而言，我们理想的生活方式依
然是能够徜徉在大师的周围。
对于我来说，徜徉在大师的周围以前并不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十多年前我在复旦求学和撰写博士论文之际，有时穿行在那条热闹非凡的菜场兼地摊——国年路，或者复旦附近那条静谧的政肃路，抑或是校园里那条赫赫有名的梧桐枝叶搭成回廊的“南京路”，往往在不经意间就能一睹大师的风采，比如苏步青、谢希德、谭其骧、蒋孔阳等我们尊敬的前辈。他们还往往是我的邻居的导师，他们的人生对话和对本学科的探讨，还经常辐射到我的头脑里，我也因此油然而生对复旦的敬意，这也是我执意要留校任教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些年来，望着他们一个个远去的身影，总是让我产生一丝丝秋凉的寒意。
比我更感到沧桑的是我的博士导师吴中杰教授，在纪念母校百年诞辰之际，有幸得到了他的新著《复旦往事》。和无数经历过“文革”的学人一样，他过去的那段黑暗岁月是不幸的。在其撰写的《复旦往事》中，有一段这样的记录：“大学者，顾名思义，应该是学习机构，但长期以来，却变成政治运动的中心地带，体力劳动者的储备场所。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就没停过，1957年以后，下乡下厂更是家常便饭。1978年，系里曾经统计过各位教师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那时，我工作刚满21年，下乡下厂及在校参加挖防空洞等劳动时间，合计有14年之多，恰好占总时数的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时间也大多是搞运动搞掉的，所以这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怎么读书。从21岁到40多岁，这可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啊！”
然而，吴中杰又是幸运的，这段时间又是大师云集的岁月。甚至在被监督劳动的时候，他都能与大师们共同挑粪，共同接受教育，因此在书中还留下许多中国式思辨的幽默案例。如新闻界老前辈王中教授曾声称每天早上起身后第一件要事是抽烟，不抽烟不能过日子。他的话被定格为反动言论，因为当时极“左”分子强调：革命群众每天起身后的第一件要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生命的源泉，王中的话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王中是这样反击的，早上起来没有刷牙，嘴巴不干净就读毛主席著作，是对毛主席的不恭，弄得那些抓他小辫子的人灰溜溜的。
当然，不同时代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我和我的同辈就认为，类似的中国式幽默，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智慧的象征，而恰恰是对愚昧的一种折射。而今天，时代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师们再也用不着去经受愚昧的折磨而承传沧桑。然而我又隐隐地感受到，大师的诞生，在我们目前生活的时代似乎正在变得艰难。聆听大师的教诲，在我的师弟师妹们看来，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而没有大师生长的土壤，历史再悠久的大学也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愿吴中杰教授的著作《复旦往事》及其姊妹篇《海上学人》，不会是大师记录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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