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苏中小镇的治污之路

　　本刊实习记者 姜业奎 报道

　　兴化市环保局副局长杨杰跟记者开尚红志的玩笑说，“全国各级乡镇都在精简机构，记者同志，你看他们戴南居然‘顶风作案’，还搞了个环境保护办公室。”40多岁的尚红志的职务是兴化市戴南镇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

　　从杨杰说话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俩的关系很不错。“自从镇里决心治理环境以来，杨局就很少能回城里的家了，我们现在几乎是天天战斗在一起。”尚的话也可以验证这一判断。

　　经济强镇的环境难题

　　提到戴南镇，在兴化市乃至整个泰州市都是赫赫有名的。

　　从镇政府大院里悬挂的一条横幅就可以看出戴南的实力：“力争产值过百亿，财政收入过四亿”。戴南镇镇长马元连对记者说，“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那我们在苏中苏北就是老大了。”言语之间，不无自豪。

　　马元连介绍说，戴南有1400多家民营企业，其中有不锈钢企业1000多家，不锈钢小产品产量占全国1/8，并建立了3个大型的原材料市场和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是名副其实的“不锈钢”之乡。

　　然而，辉煌的经济外表下，却是戴南脆弱的生态环境。不锈钢给戴南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让戴南背上了沉重的环保压力。

　　“不锈钢生产过程中有两个工序非常破坏环境。”杨杰介绍说，“一个是加热过程，炉窑排放的烟尘会污染空气；还有一个是酸洗过程，酸性后会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水。”

　　几乎没有节制的乱排乱放很快就严重破坏了水乡戴南的空气和水质。杨杰对记者透露说，由于工业废水中存在着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元素，有些私营企业主为了避免污染，几乎从来不用戴南的自来水，“他们用的水都是从市区买回来的矿泉水。那时兴化或者泰州的市直部门到戴南来检查工作时，都是自带饮用水下来。”

　　企业主们有钱，可以不在乎买矿泉水的那点钱；下来检查工作的干部难得来戴南一次，只要记得，自带饮用水也不是太难克服的问题；但是生活在戴南的10万百姓中的大多数却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只能忍受污染日益严重的环境。

　　这样的结果和代价是，戴南的癌症发病率近几年来一直高于邻近的乡镇。马元连也向记者承认，“在兴化肯定是排第一了。”

　　一边是飞速发展的经济和越来越富的私营企业主；一边却是浑浊的空气、恶臭的水流和直线上升的癌症发病率。老百姓、政府官员、甚至大多数私营企业主都坐不住了。

　　在镇政府对面经营一家餐馆的茆先生对记者说，“换前两年，你在这住三天，我保你能看到上访的人。”

　　铁腕下的巧妙整治

　　2004年，戴南决心再次与环境问题扳扳手腕。

　　说再次，是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届班子都有过这个念头，但都没能坚持得下去。这次，戴南选择了从难度比较小的粉尘排放抓起。

　　“戴南的煤窑有好几百个，经过我们测定，大概有70多个不符合排放标准。”杨杰介绍说，“去年底我们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投入了四五百万，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工业废水的排放处理。

　　杨杰向记者介绍说，戴南的不锈钢制品企业里，绝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这些企业的工业废水，基本上就选择了直接排放到河流里。“环保局执法力量有限，光戴南就有1000多家企业，我们怎么抓得过来？”

　　杨杰说，并不是每家企业的老板都这么没有环保意识。事实上，他通过与许多老板的聊天发现，大部分老板根本不想这么做。

　　“这些老板大多数是本地人，他们排放出去的污水，污染的是自己的家乡，毒害的是自己曾经的邻居。其实大部分人心中还是不安的。”杨杰说，“但由于大家都不处理废水，所以他们总觉得我不排，总有人排，何必吃力不讨好呢，再说，大家都排了，也就法不责众了嘛。”

　　了解了企业主们的这种心理后，事情就显得好处理多了：只要让绝大多数企业把工业废水处理放到台面上，就能杜绝极少数没有环保意识的企业浑水摸鱼的情况。

　　戴南选择的方法是，禁止所有的企业自行处理工业废水，所有的废水由镇政府兴建的污水处理厂负责处理。为此，镇里在镇南镇北投资兴建了两个污水处理厂，总投资2000多万元。

　　“当然，仅仅有两个污水处理厂还不够，各个企业的污水怎么送到污水厂还是个大难题。”杨杰透露说，他们曾经考虑过通过管道，将企业与污水处理厂连接起来，但这样一来工程量巨大，二来，“万一将来管道发生泄漏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考虑到最后，政府决定，让所有的企业把产生工业废水的车间——酸洗车间搬到污水处理厂附近，这样就可以就近收集各个企业的工业废水。”

　　马元连镇长向记者介绍说，这次环境治理工作，虽然外界一直宣称戴南投入上亿，但实际上政府拿出的资金十分有限：“污水处理厂是我们和上海环保集团合作建设的，采取的是BT形式。政府暂时没有掏一分钱，我们分三年偿还建设费用，这笔钱可以从污水处理厂的收入中收取。至于剩下的8000多万，是各个企业建造新的酸洗车间的费用，这笔钱由企业自己出。”

　　“环境保护虽然是公共产品，但政府没能力也没必要大包大揽。谁污染，谁买单，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马元连说，“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企业主们组织在一起，替他们提供技术和信息方面的支持。”

　　而杨杰则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主们自觉守法的意识还不强，“光和他们嘴上磨洋工，做宣传作用不是太大，这次如果我们不是强制所有企业搬迁酸洗车间，乱排污水的情况还是很难解决的。”

　　“姚文学们”的困惑

　　然而，把自己原先的酸洗车间废弃，重新到污水处理厂附近修建一个新的酸洗池，毕竟要投入一笔资金，而且还是完全由自己投资，企业主们真的都会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吗？

　　周建刚，兴化汇丰金属填料有限公司的老板，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以前厂里的那个酸池，要专门雇一个人看管。光他一个人的工资就要1300多元。现在我在废水处理厂那边买了一间酸洗车间，花了18000元，但我现在把酸洗工作外包给了专门的企业做，一个月要交600元，这样我一年能省下8000元左右，所以这个投资还是很划算的。”

　　周建刚的企业大概有几十名工人，500万左右的产值，尚红志介绍说，这样的企业在戴南属于比较典型的小型企业。

　　杨杰向记者介绍说，像周建刚这样的小企业，污水处理量小，如果自己上污水处理设备的话，投资大，技术也跟不上，完全不如这样来得划算。事实上，小企业们普遍对这样的污水处理方式感到满意。

　　“以前大家都排，我也跟着排，其实想想也蛮缺德的。但是没办法，我一个不排也没用啊。现在只花了2万块钱，但污水能处理得掉，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周说。

　　然而，周的想法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赞同。

　　姚文学是兴化新华达的老板，新华达年产值在1亿元左右，已经属于中大型的企业。他厂子需要酸洗的产品多，因此，新建的酸洗车间也大，大概花了他60多万。据姚介绍，如果他自己上污水处理设备的话，大概要150万左右。

　　虽然省下了90万，但姚仍然对必须把酸洗车间统一搬迁有自己的看法。

　　“看起来我好像暂时省下了90多万，事实上，长远看来，我并不划算。”

　　姚对记者说，由于酸洗车间被分割到了污水处理厂附近，他不得不专门买了一辆车，雇一个驾驶员，每天将需要酸洗的材料送到酸洗车间去。“这就是笔不小的开支。”

　　而更加麻烦的是，与总厂分离的酸洗车间，其处理能力也受到了不小的限制。“比如说，如果在总厂这边，酸洗车间可以共用总厂的锅炉，这样酸的温度就会高，处理速度也就会快，但现在由于被强制搬迁，不可能在那边单独安置一个锅炉。”

　　姚文学说，这样的结果是，他很难保证按时交货，而在不锈钢生意竞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戴南来说，不能按时交货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政府要治理环境我很理解，但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单独在厂里处理污水呢？”姚文学有点困惑地问到。不过，他没有考虑过抵制政府的决定，“我准备减少需要酸洗工序的产品。”这是他应对政府的唯一对策。

　　杨杰承认，像姚文学这样的企业，确实可以自行处理污水，从长远来说，可能也会更加划算。“但这些大中型企业不搬过去的话，那些根本不想处理污水的小企业就会有理由不搬。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开展不下去了。”

　　“那姚文学他们其实是在为戴南的环境治理工作做贡献了”，记者问到。

　　姚文学笑了笑，没有回答。

　　杨杰和尚红志也没有回答。

　　也许没有人能作出回答，就像每个政策都要有人作出牺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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