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力行：长忆我的恩师王中

　　在燕园草地的北面，有一座白墙红瓦的小楼。这就是过去的复旦新闻馆，今天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小楼四周，冬有如雪山茶，春有如霞樱花，夏有睡莲，秋有红槭，很难想象，这栋幽雅小楼中，当初燃烧着的是“宣传真理，改革社会”的新闻人的激情；而那片翡翠般的草地，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学生运动的起点——民主广场。

　　新闻系故事

　　谢六逸：社会教育，有赖报章

　　“办报的人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办下去，看报的人是永远地看‘报屁股’下去。如此这般，近代的报纸在中国是早已失掉了它的功能，埋没了它的使命了。”怀着这样的担忧，谢六逸创办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谢六逸，贵州人，早年东渡日本

　　由于谢六逸是研究文学出身，潜移默化中，造就了“作家型记者”的早期模型，复旦大学新闻系也开创了最早用文学类课程进行新闻教育的传统。建系之初，他在系章中就明确指出“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然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与社会教育了无关系。本系之设，即在矫正斯弊，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轨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

　　“社会教育，有赖报章”与“言而有文，行而能远”，这样的社会使命感与人文传统，自复旦新闻系开创之初，便流淌在每个复旦新闻人的血脉中。

　　世界报展：“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那是70年前，复旦大学建校30周年之际。新闻系的师生们思量着如何为庆典添上一笔光彩，于是，在复旦新闻学会会员舒宗侨、夏仁麟、盛澄世、盛继等人的倡议下，发起举办了“首届世界报纸展览会”。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新闻系师生千方百计征集展品，忙碌了整整一年后，展览会终于在1935年10月7日如期开幕。

　　据当时报道，参观人数达一万人(次)，展出报纸2000多种，来自33个国家，展览会持续了一周，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展览轰动整个上海，参观者如潮。

　　据当时人回忆，展出内容极为丰富，分为新闻教育部、本国报纸部、外国报纸部及印刷电讯机器等4个部分。有《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创刊号以及《国粹学报》第7号、《时务报》第27号等国内保存年代久远的珍品的出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淞沪战争“一二·八”战事的报纸，上海市民纷纷驻足观看，感慨万千。外国报纸部则引起市民纷纷议论：原来洋人的报纸是这样办的，灵额灵额。

　　“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1945年4月5日,在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揭幕的复旦新闻馆，是我国最早建立的新闻馆。为建馆所募的150万元中，有半数为陈望道所募。正式开馆那天，馆门上赫然贴了这样一副对联：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北碚生活清苦，陈望道总是一身疙瘩布的长衫，抽土制香烟，烟质不好，常用两根火柴才能点燃。他四处奔走，聘请各路英雄好汉来新闻系任教，有赵敏恒、冯列山、舒宗侨、王研石、王一之等，还请于右任、邵力子等来讲演。

　　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可谓是培养天下记者的摇篮，由学生自己出题，自己主持，自由发言，也欢迎外系同学参加。“欧洲为什么开辟第二战场？”、“日本为什么投降？”、“历史有情还是无情？”等问题都是晚会讨论的主题。当讨论到日本为什么投降时，周谷城教授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全校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新华日报》也作了报道，影响很大。

　　从这里，也走出了不少当时重庆报界的名记者。

　　“民主广场”与“复旦的解放区”

　　新闻馆和它前面的那一块不大的草坪，一个曾被叫作“复旦的解放区”，一个被称为“民主广场”，此话怎讲呢？

　　在新闻馆楼上的东南角,有一个不到八平方米的房间，这是新闻系的“图书馆”。小屋里放了三个书架，寥寥三百多本书，其中却有一部《鲁迅全集》和两卷本的《列宁文选》、一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部《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以及一批撕去了封面、经过改装、用粗黑的马兰纸印的毛主席的著作。不要小看了这三架书，很多后来成了共产党人的青年，当初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楼的东北角,有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地下党的一些碰头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所以，进步同学私下里把新闻馆叫作“复旦的解放区”。这当然过甚其词了，但毕竟反映了同学们的自豪心情。

　　1947年3月，胜利复原后的第一次学生自治会竞选，进步同学就在这个小广场上，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竞选团”的竞选演说。场地不大，扩音设备也不好，但人却是从早到晚坐得满满的，热气腾腾。而另一边的“不谈政治竞选团”，由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庇护和津贴，在登辉堂和子彬院前，大吹牛皮，大做广告。然而，听者甚少。即使以“戴红帽子”相威胁，以排骨面、旗袍料相引诱，甚至公然贿选，但“不谈政治竞选团”还是败阵下去。

　　在1948年6月抗议美帝扶植日本的斗争中，新闻系前的这块草坪，正式被命名为“民主广场”。6月4日，师生的游行队伍，几次都没有能够冲破军警的包围，走上街头。绕道后门，经江湾跑马厅，到达逸仙路时，又被国民党马队赶来拦阻住。相持一个下午，为避免无谓牺牲，队伍撤回学校。回校后，就在新闻馆前的这块草坪上，召开了一个抗议大会，同时命名这个会场为“民主广场”。

　　讲述我的老师

　　复旦大学新闻系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系，大师学者辈出。

　　在这里，我们选取了三代学生对自己恩师深情的讲述……

　　我的老师——孙玮

　　叙述人：徐海慧(新闻学院2005届硕士)

　　如果你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她的声音，你会猜她十八岁；如果你第一次见她，你会猜她二十八岁；而实际上，她已经超过三十八岁。她就是我的导师孙玮。

　　近日在办公室与一位师姐聊天，当她得知我的导师是孙玮时，立刻说：“就是那位美女啊，她看上去好年轻，老公会赚钱，女儿很可爱，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用像我们这样整日为生计所累。”另一位同事也插嘴：“我听说她给本科生上课时，男生都抢前排的座位。”

　　这些话当然都可以说没错，但也可以说是错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作为她的学生，我知道也许是她年轻漂亮、生活幸福的缘故，她身上其他更重要的特点被忽略了。

　　老师非常地从容，她有种恬淡平和的气质。这也许部分与她不需为生计担心有关，但我想更多的是因为她淡泊名利。同门师姐毕业时曾开玩笑地跟她说：“老师，你快点评上教授、博导吧，我们过两年可以考你的博士。”老师却说：“院里某某老师、某某老师发的论文比我多，他们的学术水平比我高，都还只是副教授，我以后再申请吧。”

　　老师非常宽容。她的宽容并不只是对人，更重要的是对事、对观点。她曾对我说：在学术讨论中，要切记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老师也非常严谨。曾有一位老师跟她开玩笑说，人家都说“文如其人”，可为什么你人这么轻松、随和，文章却那么晦涩、刻板呢？关于这点，老师曾说，“英国人的文章晦涩难懂，但逻辑非常严密。我自己写论文时，要求在逻辑上经得起推敲，所以文字上就会晦涩一点。”我做毕业论文时，无论是论文框架，还是具体观点，甚至是个别用词，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学到了很多。

　　记得毕业时，一位师兄这样说：“我们爱李良荣老师，是一种敬畏；我们爱你，是嘴上不说，心里爱着。”

　　我的老师——李良荣

　　叙述人：孙玮(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记录人：蔡黎静

　　我的老师李良荣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甚至有一点苛刻。早年与他的交往，我总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倒不是怕李老师骂我，而是怕自己的用功无法让他满意。那个时候，我们每周都被要求看一本书，写一篇文章，还不能是读书笔记，得和新闻理论相联系。有一次，我写好以后给他看，他的脸“唰”地黑了下来，把文章往桌子上一扔，痛心地说：“孙玮啊，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跟你父母交待啊！”当时，一阵难受涌上我心头，从小到大我都是个比较乖巧听话的孩子，我的每一份作业都尽力去完成了，但总是离李老师的要求有点距离。

　　我和李良荣老师虽然有着共同的追求，性情反差却很大。在李老师眼里，我总有那么一点贪玩，而李老师呢，没有周末和假期，总是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读书、写文章。我知道直到我硕士毕业，我还是没能达到他的要求，他偶尔流露的态度，就让我觉得自己实在做得不够好。最后，慢慢地，他还是会说：“嗯，其实孙玮还是很不错的。”

　　李老师个性鲜明、张扬，但在学术以外，他就是另外一个他。

　　他喜欢亲自下厨，任我们在饭桌上肆虐，每次看到风卷残云，一抢而光，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抢得好，抢得好。李老师自诩为保护着学生的“老母鸡”，他关心每一位同学的实际问题，会为学生游说用人单位，也会为学生处对象出谋划策。

　　李良荣老师身上有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特色，感怀天下。他总是感慨现在的学术气氛如何不如以往，自己也被很多非学术的事情缠身，时常显露出心力交瘁、痛心疾首的神情。我不断劝慰他：“您看，我那么不让您满意的学生，还不是受到您的影响，不断提高自己？”我的话也许无足轻重，但对于他或许也是一种安慰。望着李老师的背影，我觉得，他宽容了我，我理解了他。

　　我的老师——王中

　　叙述人：李良荣(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第一次见到王中老师是在一个雨天，1979年秋，我考入复旦新闻系读研究生，本来填报的指导老师是余家宏，当我到他家报到时，他却告诉我：“你现在由王中老师指导。王老师在家里等着你。”不由我问个究竟，他就拉我出门直奔王中家。王中的大名在当学生时就如雷贯耳，我1963年考入复旦新闻系，入学教育时就听到———批判王中的反动言论，他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号大右派。当年的批判对象，现在将成为我的导师，这之间的心理落差我一时难以适应。还来不及反应，王中家就到了。

　　看着全身湿漉漉的我，漠视我的局促和不安，他张口就直奔要害：“你知道我是大右派吗？”

　　“知道。”

　　“你怕不怕当右派？”

　　“我怕。”我几乎未加思索，本能地回答道。

　　“怕什么？”

　　“地富反坏右，谁不怕啊！”我壮胆说，当时想：反正我已经注册报到了，回答错了，大不了换个导师，总不至于把我踢出复旦。“我才30出头，像您这样当20多年右派，我都快60岁……”

　　沉默，沉默了好久，他只是一口一口抽烟，当空气快要窒息的时候，他才缓缓地说了一句话：“你说了真话。”从这开始，他滔滔不绝地连续讲了一个小时。讲记者的工作是求真，学者的工作也是求真，追求真理。而求真的第一步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正确，但追求真理必须从讲真话开始。

　　也许也正是我们都讲真话，我做了王中老师的学生，这一做，就是十多年。

　　1991年王中老师病重住华东医院，1994年状况恶化。那年的冬夜，我再去看望王中老师，他的子女告诉我，老爷子已经神志不清了，不认识什么人了。我推门进去，走到床头喊他王老师时，他睁开眼睛，随口而出：“李良荣，你来啦！”王中老师已是骨瘦如柴，我心头一阵酸痛。他拍拍枕边刚出的《新闻大学》，想说些什么。我凑近他嘴边，才听清楚：“你好久没有写文章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病成这样，还关心我的学术研究。王老师以很清晰的语调告诫我：“多写点。我还想看你写的。”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只是使劲地点头。

　　“多写点，我还想看你写的。”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每次走过复旦大学第一宿舍门口，我总会深情地望一眼2号楼，那曾是王中老师的家……

　　(节选自李良荣《我的学术领路人——长忆我的恩师王中》，征得作者同意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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