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听证会连着钱袋子。在同一个时段，广州市民关注两个听证会：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个税法修改首次召开的立法听证，希望减除标准高于1500元或者不同地区有权浮动的民意主张，通过公众陈述人代言，如愿得到了充分表达；另一个是广州市自来水价格听证，虽然市民早有了“逢听必涨”的心理准备，但这一次却被听证会上过半代表选择二套方案、
赞成从高涨水价的结果仍颇感意外。
价格听证会内外两重天的局面，事实上在中国也已经屡见不鲜。或者是听证代表被“精心”挑选而能一边倒，听证会显然也沦为作秀；或者是听证程序欠成熟不透明，提价方颇能操弄议题。但是对于广州这座城市来说，市民空间下的市民意识浓烈，在种种听证会上罕有代表意见如此同民意相左的情况。对于26日听证会上听证代表普遍同意加价的局面，连广州市物价局局长沈志超都连称想不到。而媒体随即在街头的民意采集显示，无论新老城区，赞成涨价者不多，更无一人赞成涨幅较大的方案，这些为分角水钱寸步不让的市民，只怕要问:听证代表代表了我们吗？
当然，广州这番自来水涨价的听证也许是另外一番逻辑。涨价的事情，永远都会遭到老百姓的反感和反对。以此为诉求，难免有民粹主义的危险。听证代表赞成通过提价来改善水质、提高服务，实现良性循环，其中的理性成分需要得到肯定。但理性主义不等于精英主义，听证代表需要代表民意、代言民意，而不是超越民意代寻利益。此次民意的普遍反对与代表的普遍赞成，形成强烈的反差，说明这一听证制度的安排一定是出了些问题。
无论是自来水公司时下的盈利状况，还是其许诺加价之后改善水质与改造服务的诚意，不应该只有场内的代表能够领会感受，而普遍的市民则无动于衷。否则，便说明听证方案的背景、理由与逻辑，多少有不为市民所关注、所明白与所信服。天河、越秀的受访市民不约而同表示，以加价换水质不是不可接受，但为表诚意，自来水公司何妨先改善水质而让市民有信心。听证代表的主张倾向，基于对议题的足够准备，则理当在其报名申请之时便有清晰的表达，否则事到临头的“被说服”，既容易减损民意的准确传递，更容易引发种种负面猜测，而令听证会的社会效果适得其反。
市场经济下，普通的商品价格，自有市场竞争来调节；而垄断企业生产的公共产品，却极容易自说自话随意定价而损害公共利益。这是设立听证制度、纳入民意监督的初衷。因此，对于具体的价格调整方案，固然要理性对待。但权衡权与力的不平衡博弈，听证代表更应该天然地倾向于民意的充分伸张。这是听证制度不至于变质为“以民意形态反民主实质”的一点关键。
而听证会经常遭遇质疑，一个缘由正是听证代表一再表现出理解、配合提价方的自觉与倾向被普遍质疑。听证代表的倾向无法与民意期待契合，最大缘由在于代表的产生机制没有给出这种保证。此次个税听证代表的产生，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以申请主张的构成比例为依准——如认为应当高于1500元的申请占所有申请的47%，所以20名公众陈述人中有此主张者为10人。这一透明比例制方式固然可以给出一些启发，不过仍然不脱举荐制的旧例。要确保听证代表代表民意，根本上需要的是，代表必须由公众自主选举产生。如此，则民意的形态才可以接通民主的内容，听证会也才可能不再是不论“涨不涨”，只论“涨多少”，听证代表的合法性与听证会的合法性，才可以得到彰显，才可以赢得必要的呼应，造就真正的互动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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