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我是学哲学的，我想欧洲和中国的历史最密切的就是最近500年的历史。这500年的历史正如刚才博士说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说的，简要的说，这50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400年，就是从1517年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从那时候开始到19世纪结束这400年。这400年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要解决两个文明的差别，然后中国要承认必须向西方学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具体说，首先是1517年，葡萄牙人作为商人和海盗来到中国，他希望跟中国建立外交
关系，希望跟中国通商。他首先来到的是广东珠江口上的一个岛，然后到福建、厦门等地。在这里，它的问题在哪里？一方面它的要求是正当的方式，另一方面它是以殖民者的姿态、海盗的手段来希望达到这个目的，结果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具体的就不讲了，就是导致1545年明朝将他们从这几个地方赶出去。一方面赶出去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澳门立足了，1553年的时候他们在澳门站稳脚跟，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不应该把他解释为殖民期，不如讲是中国的特区，因为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都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1574年他们建立了一道围墙将它与中国隔开了，后来有大批的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内地，就这一点而言，它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有意义的就是1582年利玛窦到澳门，然后到北京，这里就开创了一个中国和欧洲交流的辉煌的阶段。在这个辉煌的阶段里面，它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件礼物就是世界地图，这个世界地图让我们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另外他在北京传播了很多西方的学术文化，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农历，就是利玛窦等传教士由中国的大统历修改出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就不一一讲了。但是这个过程在1717年中断了，刚好200年时中断了，是康熙皇帝下的命令，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礼仪之争”，具体原因等下我讲。这是一个阶段，而另外一个阶段是从1793年开始一直到1900年，具体的情况不说，大家都很清楚不用我说，这里面具体反思的是欧洲跟中国文化的差别主要在哪里。具体说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一个方面，最重要是它的文化差别体现在制度上，这才是决定整个社会发展快慢的决定性因素。我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两个国家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讲，这比我讲得更好。首先对西方、欧洲的概括，我想用莫奈的一句话：“整个欧洲的命运是可以用各个地方的自由顽强的成长所决定的。”各个地方的地方自治有各个阶层的特权，比如贵族的特权或者是其他地方的特权，这个特权包含了自由的意思，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保护下面各种各样的权利，当然还有其他法制的传统等等，包括大学的特权、形成大学自制的传统，如此等等，就使得一个中世纪的欧洲逐步实现社会转型，变为一个现代化的欧洲，这就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
中国文化是什么？我想用杰出的史学家的话来说：“中国文化说一句话概括，这句话是三纲六纪”。这个对欧洲的朋友来进要解释，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就是按照血缘的关系来决定亲疏，先是父子关系一层一层的关系，最后就是朋友关系。我们通常讲六亲不认，说这个人没有人性，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亲疏关系是决定一些的。中国的法典到现在留下的，最完整的是《唐律》，就是按照“三纲六纪”记的。如果你骂了你的父母和骂了一般的人是不同的，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衡，而是根据血缘关系、亲疏来决定刑法的轻重。这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但是这里面的意思还有一点，第一点是中国文化的定义，第二点是这句话说了制度性的文化。就是说三纲六纪已经变成了社会制度，不用解释。那么非制度性文化非常丰富，刚才丁学良教授说我们要保护传统、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其实说的是非制度。过去的人之所以搞的很糊涂，就是没有把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分开。第三点，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是无可救药了，我想这些定义是经典性的、很难驳倒的，只要掌握这两个概括，我想很多以前说的一塌糊涂的问题都可以弄清楚，这是我想讲的中西文化的差别。
从这几百年的交往里面，就可以看出一点，中国人所做的不是都对，而且很大程度上、很多地方是错的，而且中国人的情结是“我们是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这个对不对？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这几百年为什么老是我们解决不了，而要像西方学习呢？就因为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特点不理解。刚才讲了三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文化将世界上的人分为华夷两个类别，华是文明，夷是野蛮。这里面就中国所教育的就是中国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华夏民族是天下最文明的，所以就有一个原则，只准以华变夷，可以用中国的文明教育野蛮人，不准以夷变夏，这就是中国抗拒外来文化的一个思想堡垒。一直到19世纪都是这个思想堡垒下面，所以我们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而向西方学习。在这里面，康熙为什么要下令要正教，要将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除掉，少量的为皇帝服务的技艺人，留下为皇帝工作，其他的一律遣送出去，而且留在中国的就不准传教，可以信教但不可以传教，同时以后不准回国。因为这个措施，传教士有一个6000卷书翻译过来的计划因此中断，中国失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机会。我们现在就讲19世纪，一讲大家就痛心，我们讲中欧战争有四次是中国人错，中法战争是法国人侵略，1860年英法联军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封闭性造成的。1842年的《南京条约》决定开发四口通商，其他的四点都没问题，只有广州不准洋人进入广州，因为按照广州的传统，外国人要进入广州城，必须是朝贡的，这些外国人1840年以来来到中国的根本不是来朝贡的，还不够格，所以一进广州，13行是洋人聚集的地方，现在的人民路一条路100多米。广州城不能进，假如进的话就有人打你、赶你。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人写文章，而且多次写文章说是爱国主义思想，这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就是那么一百多米，外国人走过去都不行，结果多次冲突就导致了战争，另外还有两个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杀，具体的事件我不讲了。第二个是义和团事件，这件事中国人肯定错了，那些人一共杀了236个外国人，其50个是妇女和儿童，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山西省政府杀的，这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大的屈辱，我们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讲不是我们做的，但是后来八国联军在中国做了坏事，这是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否定我们中国义和团的残暴再加上统治阶级宣布向七国宣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第二是二十世纪的历史给我们什么教训。这时候中国人要向西学学习，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马上就碰到了要吃什么的问题。法国和欧洲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革命风潮，革命的代表派是学法国的；另一方面还有德国，中国人曾经以德为师。在这里面通过日本。日本学的是德国的一套，所以好的、坏的都通过他们传过来，其中对中国影响很大的就是大陆法式，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包括政府的改革，从传统的制度到现在的改革，还有教育的方面等等，都对中国造成了很好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没有真正实施民主，这里面专制的东西，就是以皇帝的专制为中心，恰恰就是中国最大的要点，跟德国的没有现代化的制度结合起来。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也是以德为师，蒋介石也讲我们要学习德国，他们也请到一些专家到指导整个国家的建设，也包括怎么样做好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方面恰恰跟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结合在一起。首先是孙中山以德为师，后来共产党继续走这条路。第四个欧洲是英国和它的儿子美国，恰恰中国在这方面的学习是比较差的。这四个学习里面，我们究竟有什么问题？我感觉到这里面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中国来讲，有两大问题：(1)传统的所谓民族自大的思想的残留，所以眼睛盯着欧洲盯着美国，一有什么毛病就不学习，就可以超越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梁启超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是一个很落魄的欧洲，他回来就讲我们要用东方的文化去挽救他们，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很多人都还在这方面用各种的形式来延续那种民族自大。而且假如说有人批评中国的自大，就会有人给你扣帽子，说你卖国，忽视中国的历史。还有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政治家非常落后，中国的政治家总是信超越西方，孙中山说我比西方高明，我就要毕其功于一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很落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共两党以及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主张都是一样的，或者是大同小异，都主张实行计划经济，当时整个世界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文明有一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个大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罗斯福提出的四大制约，这四大制约就是联合国建立的基础，也就是后来一系列人权公约的基础，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视而不见，我们要看到二十世纪的总结，就有对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带来非常重大影响的，影响在哪里？就是1997年、1998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的两国人权公约上签字，还有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三个是决定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关系和影响全世界一个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但我们在经济上完全认同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法制制度，WTO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法制问题。在政治上，我们完全承认就是1941年以来的人权进程，有一个最主要的公约到现在没有完成一个国内的批准手续，这个没有批准没有关系，因为在道义上中国政府已经承认这个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江泽民、胡锦涛一再表态，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批准，好了，过了7年没有批准，再个7年有没有批准？我们要看，凡是中国人都有责任推动中国政府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我们按照人类文明的标准来推进中国的建设。同时在这个大的框架下，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争论已经没有了，中国照样要搞中国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必须是按照WTO的规则、按照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标准来建设的，这是中国政府承担的义务，我想只要是按照这个方向前进的，我们中欧的关系乃至中国和各个国家的关系，二十一世纪将是非常光明的，但是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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