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我们需要“道德中转站”

　　作者：李文钊

　　在给予贫困学生资助的同时，也有可能伤害贫困学生的自尊心。穷孩子周奕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资助人的“监视”，向法院申请解除与资助人陈金的“助学合同”。9月29日，广西地方法院的判决解除了她与资助人陈金的“助学合同”，虽然周奕将因此返还资助人陈金1.2万元助学款，但不管怎样，对她而言，上万元的债务压力总比资助人无休止的监视和颐指气使来的轻松得多。(《新京报》10月2日)

　　对此，有评论者认为贫困学生需要资助，但是不需要救世主。也有评论者认为，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道德和伦理，而在救济制度，因而主张应该放弃资助双方的直接接触。

　　不过，资助行为的最大困境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即资助人不能够确保是否让资源配置到最需要资助的穷人身上。事实上，很多社会资助人付出了巨大的经济资助和道德努力，但最后这些资源可能落入那些最不需要资助甚至最富有的人员手中。资助贫困学生同样也不可能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事实上从以前由慈善机构等中介组织转向“一对一”的资助模式本身就是直接应对这一问题的产物。因为通过“一对一”的资助模式，资助者可以确保资助资源直接到贫困学生手中，以免资助资源的“中间截留”。

　　自然，“一对一”的资助模式会促使资助者去掌握被资助贫困学生的相关信息，其实，掌握一定信息可以更好地让资助人给予贫困学生以更好的资助。然而，一旦资助人试图通过给予贫困学生资助来“控制”或者“限制”贫困学生时，此时这种信息“监控”不仅超过了解决道德领域“信息不对称”的限度，而且还引发了新的“道德困境”。

　　就资助者而言，资助贫困学生，本来是一种道德行为，但是一旦这种帮助让贫困学生感觉道德上受到“歧视”和“挫折”时，资助行为本身的“道德”可能会变得“不道德”。如果继续接受“道德资源”资助，可能会感觉自身道德感的剥夺；如果不接受“道德资源”资助，在获得道德感的同时，却失去了经济资源。

　　要解决这种“道德困境”，就现有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不可能通过重新回到社会资助体系来达到目的，因为如果取消“一对一”的资助制度，会使得很多原来有资助愿望的人员放弃资助，从而使得道德市场更加萎缩。

　　很显然，要解决“道德困境”，基本质就是避免资助人与被资助人之间面临的“道德冲突”，使得他们在道德上处于平等地位。这就是说，在道德市场，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同时，要避免资助者对被资助者的“道德强制”，要避免被资助者相对于资助者而言的“道德剥夺感”。

　　其实，道德市场中的资助者与被资助者之间良好道德关系的建构就是要使得两者之间的道德关系“非个人化”，即无论是资助者虽然给予了被资助者资助，被资助者接受了资助者资助，他们之间本身不发生道德关系。当然，并不是要资助者和被资助者都没有道德，而是说资助者和被资助者两者之间需要“道德中转站”。通过“道德中转站”，资助者给予贫困学生予以帮助，被资助者获得资助。这就是说，资助者虽然给予了资助，但是它只是为“道德中转站”做出了贡献，它不需要某个个体人对他表示感谢；同样，被资助者虽然接受了资助，但是它也不需要对某个个体的人表示感觉。这样，资助者和被资助者之间因为“道德中转站”而处于道德平等地位。

　　在西方国家，这种“道德中转站”主要是通过上帝来实现，即无论是资助者，还是接受资助的人都需要感谢上帝。同样，我们中国也需要类似的“道德中转站”，使得道德双方的道德冲突“非个人化”，使得道德双方不建立直接的道德联系，而是通过“道德中转站”建立间接联系，自然也就不会有“道德冲突”和“道德困境”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既解决道德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也解决了道德领域可能的“道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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