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宪容
按此前公布的日程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于今天闭幕。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审议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略。和谐社会是近年中央文献频频出现的词汇，也是“十一五规划”之中的重要内容。其实，建立和谐社会不仅是目的，也应该是手段。那么
建立和谐社会何以可能？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长远来看，建立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互尊、互重、互爱，其心与身都能够真正地发展，其潜能能够真正发挥；而从短期看，建立和谐社会应是让全体国民都能够分享到改革的成果，都能够提升个人生活水平。对于前者是我们社会追求之目标，还需要我们多代人的不懈努力；对于后者，不仅仅要表现在现行政府的规划中，还应具体化在政府实际的政策中，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具体的制度规则来实现。
为什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一部分人却不能或者很少分享到中国经济改革之成果？为什么会出现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制度与规则徘徊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时，相关利益者借助于这种徘徊把计划与市场缺陷揉合在一起，并将此推向极端。
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不少制度规则不仅暗含着或依赖着传统计划的阴影，同时又不是社会利益博弈之结果，这就使得以往不少制度规则的利益倾向性十分明显，甚至于只向少数人利益的倾斜。比如，近十年，先是银行业工作人员收益好、工资高，接下来是证券、电信、房地产、电力及煤炭等垄断行业，为什么会这样？政策的偏颇使然。
还有，近几年“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如农业税的减免、农民进城务工便利、农产品价格保护等，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些政策对“三农问题”化解仍然相当有限。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业人口基数大、素质低，目前国内农民不仅本人无法分享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而且他们的贫穷正在跨代相传。而三农的问题之所以这样难以解决，很重要就在于，一是那种计划经济的城乡剪刀差及观念与制度还没有根本性改革，比如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对农民财产(比如征地)掠夺还在进行。二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村对城市建设付出的补偿不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进行。比如农村基设施落后、教育落后、生存条件落后等，使得农民在市场体制下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这些问题都是以往及现在的政策造成。中国的“三农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身份歧视及土地所有制问题，解决农村计划经济后的补偿及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的问题，要解决它是不可能的。
从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到，为什么不少民众不能够分享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制度缺陷使然，在于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让这个宗旨具体化在实际政策中。反之，一些权力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则利用这种制度缺陷来让其个人利益合法化，让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制度化。因此，和谐社会的确立就得从改革制度初始界定开始，就得这些初始制度体现让全体国民都能够分享改革的成果。
而制度的初始界定就是指任何改革与任何制度规则的变化不是某个部门、某些人或某个权力部门来决定，而是由相关的利益人一起来博弈，从这些人的博弈中才能找到制度规则改革的利益均衡点。比如，关于黄金周的争议，并不是国家旅游局说了算，而是让相关的人都来讨论，都来分析这种制度是否合理。而且这种相关利益人的博弈还得从规则上程序化公开化。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现有的许多规则都得改善，我们在各个层面的改革也因此要继续深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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