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生存现状调查：孩子变成生活全部

　　本刊记者 孙欣

　　历史回放：1968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4.2%，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无法招收新工人。同时，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废除，造成1966～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量积压在城镇，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路”被寄托在“到农村去”。

　　1968年底，1000多万在校的青年学生因一道“最高指示”到了农村，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涯。其后，连年照此执行，长达十年，散布在天南地北的知青多达1600万人。

　　2005年9月9日，一名50多岁的妇女走进本刊编辑部。她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向记者述说了她及18名同伴的诉讼经历，希望媒体关注他们这些知青的命运。此时，记者才突然意识到，“知青”这个词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还好吗？

　　女儿是全部

　　连续两个晚上没睡着了，一大早，刘女士吃了片降压药，还是硬撑着上班去了。她不知道，今天，上司还会不会有意为难她。她明白，这是公司想让她走，可是，为了每月数千元的收入，为了能留在北京陪女儿，什么委屈她都得忍下去。她说自己拿出当知青时的勇气来，一切困难都能挺过去。

　　“如果不是因为我是知青，这些也许都不会出现。”刘女士说自己在当知青的同伴中命运还算过得去，可是按照正常的生活轨道，一切也许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1968年,刘女士初中一年级，15岁，就从北京下到延安当知青。小小的年龄，当然吃了很多苦，所幸因为她表现突出1971年被招工到华山脚下一工厂，又因为表现突出，1972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保送到位于省城西安的某大学。三年后，她拿着大学文凭重新回到华山脚下，同时带回去的还有一名男同学的思念。

　　结婚前她把男友领回家，家里坚决反对，倒不是嫌对方人不好，而是男友是当地人,已经留校了。家人明白这样她就回不了北京了，当时返京潮已经出现，她的同学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返回。她其实并不很想回北京，因为父母去世早，她是姐姐抚养长大的，早就想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不愿意再拖累有老有小的姐姐。

　　结婚后，他们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丈夫在西安，她在华山。“那几年真是苦”，她甚至认为比插队时还苦。孩子没满月她就带着孩子回厂上班了，因为没经验，孩子脐带感染了，病得很重。她自己楞是守在孩子的病床前三天三夜没合眼，在紧张与劳累中“坐了月子”。

　　那个时候，她与丈夫的奋斗目标是结束分居生活，调到一起。

　　她终于调到西安后，两人又开始为房子奋斗。孩子好几岁了，他们的家还是一间丈夫单身时期的单身宿舍。为此，丈夫想尽了办法后，努力学习英语，准备出国。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国考试结果下来了，丈夫考了全校第一。可是成绩下来的第二天，校领导就安排他带学生到外地实习，一个月后他回来了，发现顶替他的那个人早出国了。丈夫又开始跑职称，可是他的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总让他排在最后几名。

　　女儿初中的时候，落实知青的政策出台了，可以有一个子女返城。考虑到北京的高考

　　因为各地出题方式不同，女儿距离高考还有一个学期，他们全家就带女儿转学到北京，希望她有个适应过程。没地方住，她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借到一同学自己楼下临时搭建的小平房。她与丈夫轮流请假陪着女儿。“看到女儿身上被蚊子叮的一个个大包，突然很后悔当初没想办法回北京。”她抱怨，是丈夫这个当地人拖了后腿。那段时间她还在北京跑了跑，试图找个接收单位。因为政策规定，只要有接收单位就可以回京。可是因为年龄大了，还因为就业人口急剧增加，没有结果。

　　四年后，女儿大学毕业，在北京某公司找到工作。不放心女儿在外租房住，她让女儿住到姐姐家。一天两天还好说，时间长了，那些惦记老头、老太太房子的儿女们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听着女儿在电话中的哭诉，刘女士心如刀绞，再次动了回北京的念头。

　　此时她在厂里已经做到总工程师，事业如日中天。可为了女儿，她决定提前退休，就是内退。领导、同事都劝她再考虑一下，这个一向以事业为重的人却觉得不能再亏欠女儿，还是毅然办了手续。接着，连夜赶到北京。下火车后，她没有立刻去见女儿，而是去逛了无数售楼处，抱着一堆楼盘广告回到姐姐家。

　　一个月内，刘女士就敲定了房子，并且用大半生的积蓄交了首付，房主是女儿。因为是现房，钥匙很快拿到，刘女士的丈夫也利用放暑假的机会赶来帮着一起

　　女儿安顿好了，刘女士松了口气。可是，女儿一个人住她实在不能放心，于是她留了下来，说是等女儿结婚了她再回去陪丈夫。

　　那段时间，她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发现“大家混得都还行”，“除了我，都早就回北京了”。有房、有车、子女留学，是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大家又替她可惜一番，说凭她的干劲在北京早就“发”了，要强的她听了很不受用，以后这种聚会就基本不去了。

　　但聚会后就有同学找她，看中了她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再加上了解她的为人，一定要她到自己新办的厂子去帮忙。闲着也难受，她去了。因为厂子刚开始，千头万绪，经常是白天黑夜连轴转。帮了大忙的她一年后还是离开了，因为厂子运行正常了，同学全用上了自家的人，她识趣地主动递上辞呈。这次工作让她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不光能陪女儿，还能挣些钱还房款。于是，她很快又找到第二家。

　　丈夫因为还没有退休，只能在节假日过来看看妻女。工农兵大学生如今更不受重用，丈夫基本处在无课可上的状态，早早就秃顶了。今年暑假后，丈夫找了借口，留在北京。可是找了一圈，投了无数份简历，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回音了。放下大学老师的架子，丈夫当上了保险推销员。

　　“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家三口团聚了”，刘女士高兴地对记者说，但记者问她以后的打算时，她却含糊了，“孩子结婚了我们就回去了，可能是。”

　　“知青经历对你是好是坏？”记者问。

　　“有好有坏吧”，她想了一下，含混说道，接着又补充一句，“那种生活能磨练人的意志”。

　　刘女士说从离开插队的地方后，再没回去过，也没有这个念头，她的理由是“过去就过去了吧”。

　　比起张女士，刘女士是幸运的，她可以选择忘记过去，可是张女士为了要解决一些遗留问题，不得不频频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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