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的重量

　　学者李辉指出：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

　　○思逊

　　记得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在祝巴金99岁寿辰时说过：“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也是

榜样。与他老人家比较，文坛上 的那些个浮躁，那些个咋呼，那些个爆破和牛皮哄哄，那些个洋八股党八股，那些个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是多么渺小啊。”话 很中肯，包括王副主席在内的人都应该在这番话前思量自己的言与行。但仔细一点，我们就可以发现这“聪明人语”的指涉除 了第一句以外，都是着眼于态度的，即感动于巴金的写作姿态。比较起来，副主席王安忆为巴金提供的祝辞就要全面一些：“ 世事阅历的煎熬，经过巨大能量的陶冶，黑暗的杂滓沉淀了，纯净的心则更加坚强，更加肯定地照耀着，使我们这些后来者不 敢颓唐。”因此，纠结于真理与真话的关系、拷问真诚与忏悔的辨证、反思写作的价值与技法等等，在祝寿的面前就变得很幼 稚和片面了。因为缺乏历练的后生们不应该向一个受到举世景仰的巨匠提出再绘宏图的指标，无论是道德指标还是文学指标， 巴金已经是一种高标的存在和圭臬，使得当代文学的谱系在他的笔端终于获得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公共比喻。

　　巴金以厚重的反思，坦荡的情怀，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下汉语的良知。

　　如果我们把巴金的写作进行粗略的划分，可以分为“叙事的巴金”与“思想的巴金”，那么，引用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委员马悦然评价凯尔泰斯的话就是适用的，他说：“一个作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把真理写出来，只有说真话。”很多人认同 于巴金长于对后者的身体力行，是对前者的偶然光临，这其实是一个矮化巴金的认识，也是缺乏学理的判断。应该说，对真理 的真话演绎，贯穿于巴金的叙事和巴金的思想当中。对真理的追寻，总是在对历史、现实的反切和在内心省思两条言路上展开 的。在前一个言路方面，鲁迅先生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敢于问鼎黑暗局势、提炼出历史性的思想结晶的表率；而在深入内心 的探索上，巴金则以厚重的反思，坦荡的情怀，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下汉语的良知。公正地说，巴金并不是一个勇于发现真理 的先锋，不是诗人雪莱所言的万物的命名者，但他致力于追随真理，用一生的墨水来实践对真理的承诺。对一个作家来讲，对 经过真假颠倒的动乱年代来讲，其意义就像坚韧而绵长的烛火，不但烛照着作家返回内心的历程，也使那些急于扬名立万的功 利之徒，提前得到了覆灭的结局。

　　如果说在《随想录》时代，巴金的文章在客观上唤起了大家的忏悔意识的话，那么在《再思录》时代，忏悔更多是指 向巴金自己的。其实巴金的忏悔从来都不是要求别人，而是一种自省，“有人听见‘讲真话’就头痛，其实要讲真话，总是从 自己做起。”

　　正如学者周立民指出的那样，“讲真话”不是一门学问，有时它更是面对现实和面对自我的勇气，是对历史的一份责 任感。巴金不断强调的是讲了假话不能随随便便就忘掉，他晚年一直在说“还债”，这个“债”是有据可查的，即便是在特殊 的年代说了谎也应当有一种羞耻感。当大家都认为那个时代说几句假话、应付过场是风气使然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人性中那 种惰性的怂恿，它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意承担应属自己的一份责任，这样什么反思、要求等等都是指向别人而不是自己。就像那 些批评巴金的人，仿佛只有巴金才有责任讲真话，而他自己就可以排除在外，而这恰恰与巴金的本意相差甚远。巴金的真诚首 先是决不推卸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首先对自己负责才能去谈对历史负责。现在比较可笑的是很多人对自己就不负责，却整天 去谈什么对人类对全世界负责，不知这“责”从何负起？有人在文章中说：“巴金先生仍停留在说真话而非实事求是的层次上 ，实在是令人遗憾。我们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要说实事求是、经得起实践与历史检验的真话，这样的真话才有价值。”我不知 道什么样的圣人才能张口就吐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话”，好像每一开口都要为不朽做铺垫似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对 巴金提倡的“讲真话”的质疑和不屑是以把它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为前提的，有的人甚至还因为巴金没在每一篇文章 的后面详细说明并“请求宽恕”，就说他的忏悔是虚伪的；因为巴金没有拍案而起就某事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就缺乏道 德勇气。

　　说真话的威力是无比的，就像安徒生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能 得到所有人道义上的支持。

　　这让我很自然地想起哈维尔。李慎之先生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里写道：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 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 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说真话的威力是无比的，就像安徒生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 呢”的小孩子一样，能得到所有人道义上的支持。

　　在《随想录》时代，巴金始终坚持“说真话”，努力呈现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仍被作为一项需要巨大力量刻意 争取的权利。从巴金笔下反映出来的，主要是现实片段，即那段梦魇般的历史，犹如一个含糊不清但恐怖笼罩的梦魇，清晰地 蛰伏于现实的深水里。伴随着日益丰富的人生经验，历史被缩减成一个噩梦，一个只需要几个字就能表达出来但却永远难以摆 脱的噩梦。尤为沉重的是，个人不仅是历史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历史的合谋者，只要巴金回望过去，就必须不断地忏悔。但是 ，这种忏悔并不是出于普通人的良知，而是一份“文化英雄”的自觉。只因知识分子被视为文化英雄，因而他们对历史就必须 承担更多的责任。于是，历史的焦虑被个人道德焦虑取代，而这种道德焦虑，无疑是无数知识分子骄傲地自诩的。然而不得不 承认，在这种“九死而不悔”的执著背后，是那段屈辱的历史留下的无法轻易被改写的复杂记忆。

　　在公共场合，很多人只说“符合环境”的话。而这些“正确”之论，对不少发表言论的人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面 对正确的谎言，巴金给“讲真话”开列了标准：“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看起来这是个很 基本的要求，但有多少人做到了呢？

　　有识者说，多年来，“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在巴金的忌辰时分 ，这才是令人深思的真话！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感叹，让我们去反刍人生、历史的种种况味，我想，巴金先生 已经提前做完这样的心灵功课了。而那些用无限的美化之论敬献巴金先生的人，倒是值得借此机会，好好揽镜自照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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