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俄罗斯

　　巴金文学生涯的开始，他的第一部小说的篇名《灭亡》即取自俄罗斯革命诗人雷列耶夫的诗句；巴金老年撰写《随想 录》，其书名又是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启发；而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又被他视为自 己“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巴老在一个多世纪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一直和俄罗斯文学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好雨

　　1928年，一个青年从雷列耶夫长诗《纳里瓦依科》中找到了灵感，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命名为《灭亡》，并在小 说稿上签上了一个全新的笔名“巴金”。《灭亡》出版时，巴金将节选的雷列耶夫长诗译成汉文，印在小说的扉页上，在这几 行诗中雷列耶夫说，“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巴金以此表达了他愿像长诗中的人物一样，献身革 命的决心。巴金后来回忆说：“《灭亡》这个书名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歌颂。”《灭亡》歌颂了革 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

　　纵观巴金文学写作生涯，他与俄罗斯文学的情结持续了整整一生。在他踏上文学道路的初期，在他创作旺盛的日子里 ，在他困惑的岁月以及在他体衰力弱的晚年，都无时无刻不对俄罗斯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俄罗斯文学中探索过人生的 道路，从俄罗斯作家身上汲取过力量，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借鉴过写作的技巧。

　　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

　　1931年4月，巴金在发表《家》时，总序中开头便写道：“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 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接着他对这句话又予以否定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 。它是一场‘搏斗’。”否定中展示了巴金当时思想的演变。这种演变贯穿了巴金的全部创作。

　　巴金一生都与列夫·托尔斯泰维系着精神的交往。他研究这位俄罗斯伟大文学家的生平，倾心阅读他的小说，撰写他 的传记，几十年间多次在文章中回忆他阅读《复活》时心灵所经受的震撼。

　　早在1921年17岁时，巴金在自己的家里与朋友们便办了一个周刊，名为《平民之声》，从第4期起该刊便开始 连载他写的《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1928年巴金在巴黎时，应胡愈之之邀为《东方杂志》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译了 一篇赞颂这位俄罗斯文豪的文章。该文选自法国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杂志，作者托洛茨基。1935年巴金住在日本东 京中华青年会宿舍里，有时间读书。他当时读了几本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他说“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 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过了50年，他还清清楚楚记得书中的一些情节。

　　1984年，巴金在东京举行的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中，谈道：“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 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 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托尔斯泰的道德力量影响着巴金，他的写作方 式也教育着巴金。

　　巴金坚持地认为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说“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托尔斯泰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 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作斗争。”

　　巴金认为托尔斯泰“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 年。巴金曾说“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的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可 是巴金认为自己也在追求托翁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

　　文学使人变得更好

　　巴金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高尔基，说他是自己喜爱的作家，甚至是他的老师之一。他晚年回忆自己在高尔基的 小说中，除了认识一些陌生的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作者的坦诚与善意。作者絮絮漫语，像是把心交给了读者，让读者 了解到更多的人，更广泛的生活。

　　巴金翻译的高尔基早期小说大部分是作者30岁的作品，巴金在自己的文章中虽然没有专门分析过作品中的人物，但 他提及过茨冈人左巴尔、阿尔希普爷爷和孙子小廖恩卡、草原上的兵、秋夜里被人赶出家门的娜达莎、痴心给自己写情书的杰 瑞莎、主动让马踢死自己的科留沙……这些淳朴憨厚的人。巴金十分赞赏高尔基，说“他带着不可制服的锐气与力量走进文学 界，把俄罗斯大草原的健康气息带给世界各国的读者。”巴金最常引证的是伊则吉尔老婆子讲的故事：为了把陷入绝境的同族 人引出黑暗而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燃烧得像太阳一样亮的心，为他们照亮道路的丹柯。

　　巴金在丹柯身上看到更深远的意义，说高尔基本人“就像他的草原故事中的英雄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 ’领导人们前进。”

　　巴金，这位世纪老人也正像高尔基所描绘的丹柯一样，用自己燃烧的心，为读者照亮一条走向光明的路。

　　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巴金说过，他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和回忆录，特别是在青少年时代。这与他当时的向往与苦闷有关。他厌恶封建大家 庭，渴望自由生活，于是便博览各种书籍排解烦恼，寻找出路。他在困惑的时期，得到一本小册子——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 》节译本。这本小册子完全攫住了茫茫不知去向的少年的心。“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巴金1936年在《我的幼 年》一文中提及这本小册子时写道：“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 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15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

　　在巴金一生的文学翻译工作中，他认为《我的自传》是他译过的三卷克鲁泡特金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种”，对他 的“影响极大”。

　　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

　　巴金在《随想录》中一再反思自己在十年浩劫期间的表现，检查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一个正常的知识分子，在那暗无 天日的岁月里竟会自残自罚、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有时，他的思想就会联想到经过炼狱的俄罗斯作家们。1981年，巴金在 一篇文章中回忆那段惨不忍睹的经历时，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自己当时已在“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得出了陀思 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造反派”看来，是“反动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巴金， 引导巴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巴金沉痛地说，“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 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1985年1月，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文学界出现了新的变化。巴金更多地在考虑“创作自由”的问题。 这时他又想起了俄国，想起19世纪的俄国作家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创作的。他想到诗人涅克拉索夫临终前在病床上诉苦 的情景，说涅克拉索夫开始发表作品就遭到检察官的任意删削，当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他的诗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 心。巴金说，他记不清楚涅克拉索夫的原话，可是“《俄罗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没有‘创作自由’这事实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 的印象”。

　　巴金语重心长地说：“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 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巴金期盼我国作家们，特别是中青年作家们，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勤奋创作，以使我国的文学园林百花盛开。

　　“我一生始终保持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索取。”

　　——巴金语录之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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