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在艰难中成长

慈善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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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以非国有企业的成长为标志的经济开放，看作是中国走向开放的第一波浪潮，那么以民间慈善组织的成长为标志的社会治理开放，就是中国走向进一步开放的第二波浪潮。

　　撰稿／陈统奎 刘 劭 赵艳燕

　　“中美人均GDP相差38倍，但中美人均慈善捐款额相差7300倍！”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徐永光先生11月11日在上海如此感慨。

　　2004年，美国私人捐赠数额为2485.2亿美元，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仅为10多亿人民币，“中国的私人捐款实在少得可怜！扣除企业给政府的捐赠，扣除慈善排行榜上公布的部分捐赠(错把慈善家的承诺捐款当作了现实捐款)，以及国有企业捐赠，私人捐赠捐给非营利机构的总额，也就占GDP的万分之一。”徐永光介绍说。

　　美国《福布斯》杂志首次公布的“2004年中国慈善榜”中，人们发现，《福布斯》评出的100位中国富豪有七成没有在慈善榜中出现。

　　10月中旬，徐永光与来华访问的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谈起中美慈善捐款的差距。沃尔福威茨惊讶地告诉他，在美国的慈善捐款活动中，华裔是很踊跃的参与者。

　　而研究表明在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华人华裔慈善活动非常活跃，充分体现了华人同样具有慈善文化基因。

　　“看来，中国(大陆)私人捐款少不是文化层次的问题。”沃尔福威茨对徐永光说。

　　“慈善”并不陌生

　　杨团已经离开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秘书长岗位，如今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以一名学者的眼光审视慈善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回首1995年上任常务副秘书长一职时的大环境，时光仿佛倒流了一个世纪，“当时不少人还很容易把慈善和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联系起来，慈善是个灰色字眼，做慈善的人也不显得多么高尚。”

　　“慈善是我国的优秀民族传统和文化瑰宝，当代中国人仅仅接受这一点就经历了一个过程。”杨团对新民周刊说。

　　北京大学政府学院田凯博士在研究报告里写道：“直到1994年为止，《人民日报》几乎没有使用过‘慈善’这个词，在不得已的时候，往往使用‘公益事业’来代替。”

　　“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慈善’在1990年代成了一个新名词。”田凯博士颇有意味地评论道。杨团也对新民周刊说：“这样的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完全相背的。”

　　纵观历史，慈善理念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博爱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绵延流长。在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和社会精英推动的救济工作相当发达。范仲淹宣传的“义田”和朱熹从事的“社仓”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而民间团体举办慈善事业也是古已有之，明末清初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同善会、广仁会、同仁会等符合现代标准的民间慈善组织。鸦片战争后国事震荡，社会转型，人口大量流动，民间组织在大变局中承担重任。直至民国时期，民间社会团体正式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形式之一。1948年《中国年鉴》披露：当时全国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者1969个，占47%。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从1950年代开始成为中国慈善文化的核心，政府包揽了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的就业、基本福利、全国的灾害救助等，使得国家力量全面取代慈善组织。中国开始构建“政府＋单位”的新社会体系，政府掌控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通过单位来管理和服务整个社会。在这样集中计划控制的社会里，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民间社团自然缺乏存在的空间和活力。

　　19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出发，在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中，社会开始出现自由支配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慈善事业的空间也逐渐开朗，慈善组织在政府有意识的培育下实现了历史性回归，1981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首先在北京成立。1985年爱德基金会在南京成立，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主要发起人丁光训先生当时是基督教协会的会长和三自爱国委员会的会长，而它所募集的善款更是主要来源于香港和欧美的教会组织及与教会有关的发展机构。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更被视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表明政府对慈善的态度有了根本转变，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识形态因素已经基本消除，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面临全新的环境。”田凯博士指出。

　　一年后，杨团女士到中华慈善总会工作，显然新观念还没有完全吹走旧的思维定势，她上任时所遭遇的一些“八面来风”也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慈善”开始时髦

　　1949年—2003年的44年间，中国没有一家直接以慈善为名的组织。1994年前后，直接冠以“慈善”名称的慈善组织在中国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从1993年到2001年短短的8年时间，全国共出现了172家慈善组织。

　　颇具特色的是，这些组织绝大部分与当地民政部门关系密切，一些慈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几乎直接来自民政部门。1994年成立之初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就是其中一例。近日，我们来到上海市制造局路88号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采访，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基金会办公楼就是上海市民政局提供的。

　　去年，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11年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条例做出了如下规定，“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不得由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兼任”，以及“理事为5人至25人”的规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马上进行理事会改组，理事从原来的200多人缩减到23人，凸显了“非营利性社团法人”的身份特征。2005年11月11日，作为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前奏曲的“中华慈善大会上海论坛”，是由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同主办的。

　　从成立之初每年募集2000万元到现今每年募集2亿元，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走过了11年艰辛之路，截至2005年9月，累计募集款物13.18亿元，这个数字远远把上海其他民间慈善组织抛在后面。

　　“基金会成立之初，上海市政府就为基金会制定了慈善捐赠的优惠政策。”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在一份报告里写道。虽然国家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激励社会慈善捐赠的政策法规，但是上海市的地方性政策法规规定，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等少数几家基金会捐资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浦东发展银行被指定为这些基金会基金进行增值服务，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可以享受较高的利息回报。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茁壮成长的11年，也正是中国慈善组织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包括草根慈善组织，而它们的生存相对艰难。

　　创立于1995年的上海罗山市民会馆就是这样一个慈善组织，“罗山市民会馆的运行过程充满了曲折和挑战。”上海YMCA总干事吴建荣说。罗山市民会馆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这样一个民间社会团体，接受政府委托，利用国有资产建立的新型社区服务机构。罗山市民会馆的登记过程一波三折，两次作为企业登记，被工商部门否决，一次作为社团登记，又被民政部门否决，导致罗山市民会馆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没有身份”。直到2000年运行成绩被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认可后才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而它们是001号！

　　“罗山市民会馆是在旧体制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遭遇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碰撞是必然的过程。它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比体制内的慈善组织大得多。”华东理工大学徐永祥教授分析说。

　　慈善的新命题

　　最近，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吃惊的图画。他分析了2002年10万亿元国民收入的分配流向，其中政府财政收入2万亿元，企业所得利润收入1万亿元，城乡居民收入3万多亿元，算来算去还有4万亿元的分配不明不白。

　　11月11日，当徐永光在上海转述这幅图景时，语气激昂，“这说明中国存在第四次分配。”早在1998年徐永光就提出了“四次分配”说：第一次分配通过市场竞争，其中有不平等，造成贫富差距；第二次分配是社会强制福利政策；第三次分配是自愿捐赠；第四次分配是灰色收入。四次分配中，对社会起到润滑作用的第三次分配“实在小得可怜”。

　　如此分配格局下，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中国到了不得不发展慈善事业的时候了。”徐永光不无担忧地说。

　　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中国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法治化等等现代化进程，构成了一幅巨大的社会进步与变迁的新图景，中国正在经历的是又一个沧海桑田的千年之变局。伴随着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市场制度，慈善事业在中国也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慈善事业作为制度安排将在中国打造新的社会体制。作为“第三次分配”部门的慈善组织势必在中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历史重任。

　　政企分离，政社分离和政事分离被视为中国政府改革三部曲。随着慈善组织作为“第三部门”的兴起，中国已经逐步形成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大部门的新社会主体格局。徐永光把这个新格局比作为一条板凳，“这条板凳，政府这条腿又粗又长，企业这条腿比较短，民间组织这条腿则是短得不能再短，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到。”

　　非常有趣的是，今天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所面临的困难，和民营企业成长中所遭遇的阻碍几乎一模一样：难以得到资金支持；在征税等政策上处于不平等地位；难以注册，被迫挂靠“集体”或者“国家”，而这种挂靠在多年以后又会造成试图“脱帽”时复杂的产权纠葛。如果把以非国有企业的成长为标志的经济开放，看作是中国走向开放的第一波浪潮，那么以民间慈善组织的成长为标志的社会治理开放，就是中国走向进一步开放的第二波浪潮。

　　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大家越来越形成一个重要共识，就是“不把社会体制改革等同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用语，然而“社会体制”的概念很少被提及，甚至混同于“政治体制”的概念。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科研处处长徐中振认为，下一波的中国改革路径将由计划社会走向公民社会，改革方式将由政策调整型转向制度安排型。这就是，“用市场经济去管理个人领域，用法律去管理公共事务，用社团组织的方式去管理社会”。

　　11月11日的“中华慈善大会上海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吴铎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民间慈善组织，特别是像罗山市民会馆这样扎根民间的社会团体作为“第三部门”的崛起，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而“政府官员观念的转变，如果能够快一点，那我们社会的建设，社会的发展，就会大大地加快脚步。就会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投入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革。”

　　2005年11月20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性慈善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尚未召开就被许多学者赋予里程碑式的意义，“就像11年前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一样，中华慈善大会将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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