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和他的家族传奇(上)

　　-观察记者 刘晓林

　　2005年深秋，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的一代巨子—荣毅仁，走了。一个被周总理称为最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红色资本家”，一个前所未有的“老板”，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同时，他和他的家族亦充满了传奇色彩。

　　与共产党的不解之缘

　　荣毅仁一生中与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着不解之缘，这尤其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个昔日在上海滩“玩”过的资本家，而且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与中国共产党有过50多年的交往。无论是他处在“春风得意”还是“乌云笼罩”的日子，他对共产党是跟定了再跟定，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实现自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对共产党信念的理解。

　　用荣毅仁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荣毅仁”。

　　1932年夏到1937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度过4年多的大学时光后，刚毕业的荣毅仁，年仅21岁，就开始进入荣氏家族企业，不过“官”不大，只在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任个助理经理；两年后，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直到1945年，29岁了，才升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建国前夕，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

　　他曾回忆说：“1949年，共产党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挥戈南下。我是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

　　荣老说：“6月2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七天下午，上海市军管会请我和其他同行到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的‘大官’陈毅市长。他中等身材，体格魁梧，气宇轩昂，着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布军装。令人惊异的是，他脚上穿的是布袜草鞋，同我在马路上见到的解放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陈毅市长讲话风趣诙谐、刚柔相济，边说还边捻着桌上的花生米，嗑着瓜子，神态可亲可敬。他向我们阐述了党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鼓励我们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还说有什么事可找人民政府商量，政府会帮助大家的。文质彬彬的潘汉年副市长也在会上讲了话。这个会使我心中存在的第二个疑虑开始打消了。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回公司，对等候在那里的经理、厂长们说：‘明天就开工。’”

　　“共产党的干部不仅革命本质好，而且工作作风好，能够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来，用促膝谈心的方法做思想工作，国民党官僚根本无法相比。”谈到解放初在上海同党的高层领导的交往，荣老讲了两次聚会。一次是潘汉年副市长主动要求同荣老会见，另一次是陈毅市长到他家看望。他说：“同潘汉年副市长的会见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那是第一次同共产党高级干部见面，心内不免有点紧张。可潘副市长十分随便，见面后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使我一时的拘谨很快消失了。潘副市长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话不紧不慢，引人入胜。大家话越说越多，既谈正事，也说闲话，像老熟人一样。他给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恢复生产，恢复经营，多起作用。把陈毅市长请到我家是1949年‘八•一’慰劳解放军以后。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潘汉年和夫人董慧光临我家。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也来了。大家穿着便装，在我家花园的树荫下乘凉，天南地北地闲聊。陈市长还时不时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业政策有什么意见，我都坦诚相告，气氛十分亲切融洽。”荣老说：“这两次家常式的会晤，虽然已事隔数十年，却恍如昨日。使我对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胸怀和品格有了进一步了解，我的心也向党更靠近了一步。”

　　说起上海解放初共产党和工商界合作恢复生产那一段，荣老十分激动。他说：“国民党1950年搞的‘二•六’轰炸，使上海遭到严重破坏。时值阴历年关，工人等着发薪过年。我们的工厂因为生产和资金困难，一时发不出工资。一天，有些工人来到我家里，要求立即发工资，我刚好没有在家。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就托盛康年请求潘汉年同志帮助。汉年和市委商量后，一方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方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厂工会的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和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到了缓和。这件事令我终身难忘。”荣老说：“上海市人民政府不仅帮助我们缓解劳资矛盾，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我们民族棉纺织工业，如鼓励进口外棉，免征进口税等。为了缓解申新系统资金的困难，上海市政府还通过

　　荣毅仁动情地说：“从1949年上海解放算起到现在，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合作、共事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共产党领导人的高风亮节，共产党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50多年的经历，归结到一点：跟着共产党干社会主义，这条路是走对了。”

　　荣毅仁的一生在和共产党的接触、合作、共事中，和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结下了千丝万缕的情谊。他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实施。

　　毛泽东：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1954年，荣毅仁当选为第一届全国

　　荣毅仁回忆说，一届人大在开会时，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气氛，每一个代表都能充分发表意见，民主人士在发表意见时也十分坦诚。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不因为阶级的隔阂对我话留三分。那段时间，毛主席与我们多次谈话，都是坦诚相见，给我们指明前途，寄以厚望；我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50年代那一段，对荣老来说，感触最深的自然莫过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了。他说：“上海解放以后，私营工商业者切身感受到共产党是可亲、可信的。但他们在新中国的未来命运究竟如何？这是他们经常在想但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到了1955年底，毛主席亲自来给我们做工作了。10月27日和29日，毛主席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谈话，第一次在颐年堂，只有黄炎培、陈叔通等少数人。第二次在怀仁堂，人数比较多，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个人的命运是可以掌握的。他要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1956年，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始深刻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荣毅仁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等一系列的讲话后，想到一个在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1956年6月30日，荣毅仁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发言中，公开提出了上述想法和问题。他希望马列主义学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多多在理论上给他以指导和帮助。

　　几天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又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荣毅仁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有的报刊还开辟了专栏进行讨论，也有一些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到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了讲话，对此问题作了权威性的回答：“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1957年1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受毛主席委托专程到上海为荣毅仁“助选”。这一年，“红色资本家”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曾在原上海《大公报》任职的计泓赓，专著传记《荣毅仁》。她回忆：“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想邀请陈毅吃饭。资本家来请吃饭？要不要去吃？结果，市里专门开会讨论，最后是陈毅果断拍板—吃！”

　　荣毅仁曾向记者回忆起了他和毛泽东在上海的见面。“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亲自到我们申新九厂来视察。毛主席一下车，看到我，便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

　　毛主席到已经公私合营的申九来视察，对上海的公私合营工作有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1月20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代表向曹荻秋副市长递交了合营申请书，并当场获得批准。说到当时的热闹情景和大家那种兴奋的心情，荣老显得很激动。他说：“定息多少，是合营后大家最关心的事。多数工商业者是‘坐三观四’，嘴上说只要三厘，心里想四厘。毛主席党中央看透了大家的心思，宣布定息一律五厘，7年不变，还可拖个尾巴，大家十分开心。到这个时候，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和命运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可以说是两只脚都踏进了社会主义。”

　　周恩来: 一定要保护好荣毅仁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以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声势冲向社会，冲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里。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他们还批斗荣毅仁，并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荣毅仁考虑得很周全，他知道录像寄出去的影响，所以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对这些情况，部里一点也不知道。

　　恰好8月20日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钱之光得知了这件事后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给周总理写了报告之后，又给李富春办公室打了电话。

　　凌晨1点多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找钱之光，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要钱之光赶紧去一下。

　　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但还是马上去了。到了那里，周总理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就汇报了他家里被砸、夫妇被打的情况。周总理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

　　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周总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要打电话嘛。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

　　凌晨2点多钟，钱之光一回来就研究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总理说了要保护好，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荣毅仁出问题。于是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赶到荣毅仁家里去。他们到达荣毅仁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跟她讲：“我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最后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她们提了很多要求，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于是那些女红卫兵们就撤走了。

　　她们一走，荣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杨鉴清赶紧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肯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需要她来录口供，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就赶紧给她医治，这样杨鉴清就得到了救治。第二天，跟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胡子婴，一个很有名的民主人士，时任商业部副部长，她的女儿是医生。部机关红卫兵就通过她的女儿来给杨鉴清开处方抓药。

　　后来荣毅仁才知道这是因为有了周总理的保护才有后面这许多救治措施。“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周总理。没有周总理的保护，让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就没有今天了。”荣毅仁说得很是动情。

　　邓小平：力推荣毅仁“出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请荣毅仁“出山”，可刚刚从文革走过来的荣老板还惊魂未定。邓小平了解到之后，做出指示，全部归还荣家的财产，并追补没收期间的所有储蓄利息。那时候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就是荣毅仁。

　　中共对荣家的礼遇令荣毅仁震惊，“五老火锅宴”后，荣对邓的“知遇之恩”，使他义无反顾地担起中国改革开放先锋的角色。后来，荣毅仁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功地创办了“中信”。荣毅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海外亲友的帮助，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做了大量穿针引线的工作。荣毅仁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在中国对外交往中起到了一般人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叶剑英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荣毅仁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中信” 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和标志。“中信”总部由“巧克力大厦”搬到现在52层的京城大厦，荣毅仁在京城大厦8层801的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为共和国展现了他作为现代民族工商业领袖的经商才华。他让世人目睹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成长起来的“资本家”，同样会玩资本游戏，会玩债券、股票、国际金融。荣毅仁是以全球的眼光“在商言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懂市场经济的“资本家”。　　

　　1986年6月，荣氏200多位海外亲属回国大团圆，小平同志和彭真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荣氏亲属，被称为空前的盛举。

　　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77岁高龄的荣毅仁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荣老板把自己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他的助手魏鸣一和王军，而后问鼎政坛。于是，他由一个伟大的实业家转换成一个有着卓越才能的政治家。

　　消息一经传出，外电争相报道。在外国人眼中，民族资本家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副主席，中间似乎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中央三代领导人，率先垂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近半个世纪以来与民主党派、党外人士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肝胆相照，对荣毅仁关爱备至，硬是跨越了这条鸿沟，实现了惊人的飞跃！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既缺资金、设备，又缺人才。鼓励海外人士来华投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当时荣毅仁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荣毅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现状，对原草案中规定“外方投资比例不得高于百分之五十”这一条提出：在外方投资比例上可以只定下限，不定上限。他建议可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这样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吸引海外资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他的建议非常重视，报告了小平同志。这个大胆的想法立即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而后，小平同志告诉彭真，可采纳荣毅仁关于在外方投资比例上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于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其中第四条采纳了荣毅仁的提议，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改革开放初期立的第一批七部法律中惟一的一部涉外经济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我国利用外资投资各种形式中最早和数量最多的一种，遍布各行各业。实践证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颁布，对吸引和保护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3年，国务院已批准中信公司开发宁波大榭岛的计划。中信公司将开发面积相当于两个澳门的大榭岛，视为该公司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荣毅仁说，搞市场经济当然要有利可图，讲求经济效益，不过我们决不能搞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要讲求社会效益，为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作贡献。

　　针对有人说“中信”的大榭岛计划是“蛇吞象”，荣毅仁说：“搞市场经济就要敢于‘蛇吞象’！如果我们不加快速度，抓住机遇，就搞不成市场经济。”

　　期间，荣老板在世界各地结交了很多国家的政要和商界领袖，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都是他的私人朋友。他在国外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要远远超过国内。

　　江泽民：那就关起门来说说娘家话吧

　　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也是荣毅仁的老朋友了。上世纪80年代，江泽民在上海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荣毅仁则在50年代担任过上海副市长，80年代的上海市长和50年代的上海副市长碰在一起，当然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他们两人又都是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的代表，每年全国人大开会都要在上海代表团一起参加审议活动，见面的机会也很多。

　　1991年3月的一天，人民大会堂上海厅气氛热烈，春意融融。这是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会场，上海团的大部分代表已经落座。

　　当江泽民和荣毅仁先后步入会场时，江泽民笑着用上海话对荣毅仁说：“今天我回娘家了。”

　　“我也是回娘家了。”荣毅仁也笑着用上海话答道。

　　江泽民又风趣地说:“咱们既然都回娘家了，那就关起门来说说娘家话吧。”

　　荣毅仁说:“那好，我们就关起门来讲娘家话。”

　　他们的对话使在场代表们倍感亲切，同时得到了大家的热切回应，整个上海厅一片欢声笑语……

　　那次会议由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主持。在审议中，代表们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同在上海担任过市领导的江泽民、荣毅仁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江泽民还不时插话与代表进行探讨，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在座的每一位代表都能深切地感觉到江泽民、荣毅仁两位老市长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上海的发展，尤其关心浦东开发开放和国企改革情况，对上海—他们的第二故乡，同样寄以着殷切的希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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