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中国在减免贫困方面成绩显著，但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差距仍然巨大。”这是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日前向新闻界发表了他的“中国之行”考察感受。沃尔夫威茨此行，是为了了解中国在大规模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而用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标准看，中国目前还有1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
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沃尔夫威茨认为“中国减贫任务还非常艰巨”。(10月20日《经济参考报》)
此间，宏观的消息是：以人为本的“十一五”规划建议稿发布，其中有许多内容振奋人心：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而微观的消息更多了，“两极”的都有。比如“富有”的一极：央视广告招标有“标王”，杭州地块招标则有“地王”—杭州西湖附近的“浙大湖滨校区地块”出让，经过102轮的竞价，以24.6亿元的“宇宙价”成交！获胜者是嘉里建设杭州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获胜后开心地大喊：“OK！这是市场价！”(10月22日 《都市快报》)
然而，我的思维却跳得很远：在各种各样“天价”、“宇宙价”地块上建房子的，大多是农民工；而“居大厦”的，是“十指不粘泥”者—这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可是，农民工不要连工钱都难以及时拿到啊！“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他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新华社不久前一个长篇报道的这个开头，让人记忆犹新。
社会不公必将导致人心不平，人心不平必将导致社情不稳。根据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从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1986年以来，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有经济学家如是说：“一个富人越来越富、穷人仍然很穷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只要穷人还抱有他们将分有新财富这一现实希望，他们就会忍受贫困并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但是，他们会接受一代又一代人之持续的贫困吗？”这个问号的后头，应该是社会学家的阐释了：不接受持续的贫困、不接受持续的不公，但如果社会还持续将这样的贫困与不公加之于身，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抗争？
要消除贫困，要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关键的关键是在制度选择、制度安排上，努力消弭不公。沃尔夫威茨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教育、医疗保障、其他资产和机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信息获取的不公平，才导致收入差距的增大”。确实，“不公平”是拱起在贫与富之间的分水岭。富者之富，是在制度庇护下先天性地、不公平地占有了种种社会资源，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房地产领域的暴富者，多为低价征用了农民的土地资源，从而让能挣大钱的“嶙嶙大厦”有了基础。
消弭种种社会性、制度性的不公，目前最需要国家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通过立法、监督、执行和引导，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吃过经济大萧条的苦之后，以1935年制定的《社会保障法》为标志，着力于系统地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保障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的起跑线。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种“社会保障体系”是广义的，比如，保障建筑工地上辛苦工作的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工钱，就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如果一个社会，总是有民工拿着刺刀去老板那里讨工钱，总是有拆迁户为保护居住权而以死抗争，总是有父母为付不起孩子读书的费用而上吊自杀，那就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和会，而社会为此要付出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也太大。从先富到共同富裕，是社会的必然选择。只有共同富裕，人心才能平和，社会才能安宁。“穷人经济学”并不复杂，一言以蔽之，就是让穷人也富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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