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贫困之下的农村贫困

　　-观察记者 傅宏波

　　农村贫困的根源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因为没有农村

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已从2.5亿人减至目前的2610万人。虽然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目前仍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目前，全国农村仍有近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城镇有2000多万人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还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帮助……

　　中西部广大地区的农村还相当落后，农民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中国消除贫困的任务仍相当艰巨。

　　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那样，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可见，农村贫困问题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人们不禁要问，国家对农村的扶贫力度可谓不小，但为什么解决贫困问题却是如此的棘手呢？农村贫困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我们认为，农村贫困的根源在于农村的人文贫困。很遗憾，以往甚至到今天，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农民的经济贫困，却忽视了农村的人文贫困。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村的人文贫困加剧了农民的经济贫困，即农村的人文贫困甚于经济贫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给人文贫困下的定义是：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贫困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衣食无着或收入低下，它的内涵被大大地丰富了，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当前农村人文贫困比经济贫困更为棘手。在农村就业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0.05%，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4.5%，而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却高达22.25%，农民贫困不仅是经济贫困，更是知识贫困。

　　再来看，农村卫生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四川省农调队所做的农村住户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万人只有医护人员3人，有30%的农户的饮用水不能达到安全卫生标准，45.3%的农户厕所人畜共用，农民的健康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甚至会因病致贫。据有关部门对湖北、江苏、广东三省的农户典型调查，“因病致贫”占贫困户的比例高达30%。

　　农村的人文贫困还表现在农民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极其狭窄，根据四川省农调队的调查，平均每百个农户有电话2.4部，有线广播覆盖率仅达69%，有85.6%的农户生产安排依靠干部宣传，只有42%的人参加过科技培训；而就全国来看，目前网络用户中只有0.3%的用户是农民，因特网在城市的普及率为农村的740倍。显然，上述种种不利条件限制了农民的进一步发展。

　　创造和获取技术、信息能力的低下，基本社会保障的滞后甚至缺失，严重妨碍了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经济活动能力、收入创造能力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实现。

　　此外，人文贫困揭示了贫困的根源在于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换言之，要消除贫困，就要尽可能地给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就是要使人们除了获取实物和服务的能力之外，还有实现长寿、身体健康、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机会。

　　农村何以人文贫困？

　　造成农村人文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农村自然环境恶劣、历史上经济发展滞后等原因外，反贫困效率低下也是其中之一，其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扶贫方式缺乏人本思想和人文观念。

　　在我国有这么一个“传统”，即做一件事情要和官员的政绩挂钩。在这种“畸形”传统的作用下，我们的扶贫工程也就被一部分官员当作政绩来完成，其结果是，在扶贫过程中，没有把贫困者当成脱贫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作脱贫的工具。在整个扶贫过程中，扶贫者很少与贫困者沟通、交流，而是将扶贫工程强加给贫困者。贫困者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他们无法参与扶贫工程的决策制定，所以这些工程大都远离他们的生活实际和具体需求，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合作。

　　更为甚之，扶贫者出于其政绩的考虑只注重当前效益而不管以后，无法做到可持续发展。因为我国官方在审核官员的政绩时只考察该官员在任时兴建有多少扶贫工程和实体而无法看到以后，所以官员在兴建新的扶贫工程时并不考虑工程是否符合扶贫者的实际情况而只追求当时的效应，结果扶贫工程就成了一场“秀”，而百姓则是又多被人“忽悠”了一次。

　　另外，在整个扶贫工程中只注重“输血”而不注重“造血”，只是注入资金而并未使贫困者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得以提高。

　　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只重视物质扶贫而忽视精神扶贫。当今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贫困—人文贫困。

　　有关专家认为，贫困虽然表现为一种经济条件，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维系的文化体系。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出于对贫困现状的无奈反应，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思维模式，以及特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这就是反映在人们眼中的贫困者“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形象。实际上，贫困者之所以选择这种生活，那是他们对贫困生活的无奈适应，也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他们掌握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残酷的现实使他们不敢冒更大的风险去动用只够眼前生活的资料来改善生活，所以他们只好“等、靠、要”，“贫困文化”就这样形成了。

　　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模式也是形成人文贫困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自有扶贫史以来，政府一直是扶贫的主体，因此在贫困者看来反贫困就是政府的事而与自己无关，政府给钱就要，政府让干就干，项目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有自己的事，久而久之，贫困者也就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

　　还有一个做法值得我们反思：按照贫困者的经验，贫困的程度越深，贫困人口自我脱贫的能力越弱，国家对他们的扶贫力度就越大，投入的资源就越多；而贫困者自我脱贫的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越强，国家对他们的支持越少。所以对贫困者来说，为了得到更多的扶贫资源，最佳选择就是消极脱贫，这也是许多地区争戴“贫困帽”的缘故，也是贫困者越来越依赖国家扶贫和“越扶越贫”的原因。

　　当贫困者面临的不主要是物质上的贫困时，完全的物质上的扶贫就会有所欠缺，就很难取得好效果。可是我国现有的扶贫模式还没有注意到贫困者的精神贫困问题，仅仅从物质上扶贫，这是农村长久地人文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拉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呈蔓延趋势。再加上我国年均9.8%的高速经济增长导致绝对贫困人口骤减、相对贫困矛盾更加突出，人们就更有理由关心贫困的“人文”。

　　如何实现人文脱贫？

　　我们认为，农村脱贫首先要实现人文脱贫，而人文脱贫的关键在于对一些现行不合理的农村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因为农村现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在束缚了农民致富自由的同时，也正在抵消政府减贫的努力。诸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是农民致贫的“硬伤”。体制障碍成为农民致富路上最难逾越的鸿沟，不合理的体制应对农民致贫负主要责任。

　　举个例子来说，农业税是以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这就意味着不管农民收入多少都得纳税。2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253元，月平均只有188元，却要承担4%的税费负担；而城镇居民月收入800元以上(目前是1600元)才开征所得税，这何以体现公平？没有公平又何以谈农村的人文基础建设呢？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决定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2005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继续加大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对四种粮食作物良种进行补贴、对购买大中型农机具进行补贴(“两减免”、“三补贴”)等政策的实施力度，进一步保障农民的权益。

　　2005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200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说，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农业、农村建设和帮助农民增收的投入。2004年全年中央财政用于这方面的支出共262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国家安排资金116亿元，对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农民给予直接补贴;安排资金28亿元，对水稻、玉米、大豆、小麦四种粮食作物实行良种补贴;安排专项补贴资金5亿元，对购置大型农机具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加大农业税减征免征收力度。2004年，全国减征免征农业税233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68亿元，共减轻农民税收负担301亿元。

　　目前，全国已有1.5亿农民不再交纳农业税，有5.4亿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原来降低了3个百分点，其余农民的农业税也降低了1个百分点。

　　这些举措充分显示政府让农民得到实惠的决心，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目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横亘在农民面前。在这道屏障面前，农村广大百姓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的满足上，处处“碰壁”。

　　比方说，一提到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总会有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出来解释存在这个或那个方面的困难，而缺乏有效举措。截止2000年底，只有7400多万农村居民参加了农村社会

　　要知道，农村社会保障滞后将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要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就必须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打破现有的城乡隔离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新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

　　另外，打破农村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已成当务之急。由于垄断使市场失去了正确的价格信号，也使农民失去了把“沙土”变成“黄金”的信心和机会。政府一方面垄断着农产品收购市场，另一方面又在教导农民要进行“结构调整”、规模经营等等。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信息下的竞争市场，价格信号会自动引导农民进行结构调整，充分竞争会自然促使规模经营的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给予农民充分的买与卖的自由。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求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制度上和体制上确立并运用人性化尺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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