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有西
个人所得税的免征幅度，近来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和讨论。不但立法专家、税务专家、经济学家们发表了好多看法，连普通群众都参加了讨论和听证。立法机关到底是定在1500元，还是1700元以上起征，这已经不太重要。不知不觉中，中国人民开始争回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基本人身财产权利，即：政府要我交多少税，应该先同我商量一下再决定。中国的法
制进步太让人眼花缭乱，以致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就这样悄然到来，身处其中的人们都还没有觉察到。
皇粮国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历来是皇室官府说了算。这个立法权，完全是统治者的。合了“法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的法理学命题。百姓只有按皇帝的要求纳税的义务，而没有说半个不字的权利。不但百姓如此，当官的也没有这个权利。我的家乡浙江宁海，五代时有一个为百姓灾荒留口粮，而向中央政府瞒报税田抗税的官员，被下狱折磨死了。后人怀念他立祠祭拜，尊称他陈长官，并有一首诗纪念他：“一朝我命为民命，千古新官拜旧官。”可见皇室税制权的厉害。
法国的民众，为了争回税权，则付出了大革命那样的血的代价。1789年6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宣布，“所有各类赋税与奉献，凡未经议会正式明确批准者，在全国各省份概予停止”，国王无权决定税收，只有议会可以决定税收。国王路易十六大怒，这在他看来无异于造反。他下令解除了主张税收权归议会的财政总监内克的职务。国王与国民议会的矛盾激化，直接引发了起义。7月，巴黎城被起义者控制。巴士底狱被攻克。以“谁有权决定赋税”为起因的法国大革命就这样全面爆发。1792年9月，统治法国上千年的君主制被废除，皇帝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奋斗的宗旨是一切权力归人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立了人民政府，税收的权力由政府代表人民进行制订。在汇编成几十册的税收法规政策中，由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制订的法律，只有农业税条例、税收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大量的税制，特别是税种和纳税标准这种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务院和财政部、甚至授权国家税务总局在行使。这次的个人所得税标准的大讨论，是新中国历史上真正让社会公众公开讨论国家税收的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是对《立法法》的一次实质性实施。我们总觉得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太慢，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中，法制进步日新月异，重大事件大家都已经不觉得新鲜了。
肯定税制立法的重大进步，还不仅仅是为了告诉人们我们所处时代的希望和活力，更是为了让我们大多数的税务官员能够注意：税权，是人民的，而不是政府的。不是由税务官员随心所欲支配的。国家要向人民征多少税以满足国计民生，要问一下人民，至少要让人民知道。税的标准应当事先立法，不能年年变年年调。而我们的现实是，征不征某种税，征多重的税，并不是人大在决定。有的省、市、县一级的政府和税务局都在决定。像忽征忽不征的二手房交易税，就是这样。各地政府税务局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而为了执行他们的决定，保障体系则是国家的刑法。你有没有偷税，偷税额是多少，税务局可以“核定”。核定的标准，是他们系统发的文件。一个人要判十年以上还是以下，是判无期还是死刑，有时实际上是他们说了算。因此，税务局对税务犯罪最终的裁判权，实际上比法院要大得多。因此，税的问题成了今日中国最难说清的事情。由于法的标准由他把着，谁也不敢得罪税务局。行政诉讼各行政部门都当被告，唯有税务局则很少被告上法庭。
个税论争的标志性意义，只有到了所有税制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之后，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到了那一天，我们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治国理念才能够真正得以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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