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调查显示我国人均性伴侣降为3.1人

　　本刊记者/常晟

　　11月8日，杜蕾斯照例公布了本年度全球性调查报告，中国人均性伴侣人数从去年的19.3个降到今年的3.1 个，舆论再次哗然，质疑声不断响起。

　　在中国，一份调查报告能每年

　　一次引起所有媒体的关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杜蕾斯做到了。而这次的焦点仍在人均性伴侣人数上——去年人们在心存不平中质疑“我的那18.3个在哪里”，而今年，人们则在询问“谁能给我一个性伴侣的真相”。

　　如果说，去年还会有人怀疑杜蕾斯调查的科学性，那么，今年的调查数字已经暗示出调查本身的不科学。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份广受关注的调查为什么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更为科学地进行？

　　而在谈性依旧有点色变的中国，杜蕾斯的行为挑战的不仅仅是科学机构，更是隐藏在每个国人心中的性观念。

　　杜蕾斯性调查

　　作为全球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杜蕾斯做此项调查完全合乎逻辑。1996年杜蕾斯第一次做全球性调查的时候，名单中并没有中国。

　　“当时中国还没有普及互联网，调查者要和受调查人面对面地进行。在中国人群中，进行这样的关于性的调查，难度很大，舆论也很难接受。”负责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公布的媒体发言人冯莺女士解释说。

　　但是，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性调查，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一直缺席，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终于，在新世纪来临的2001年，中国进入了杜蕾斯全球性调查的样本。当年的调查报告中写到：“在所调查的2 8个国家中，有70%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性伴侣，在性爱方面中国人是最忠实的，而美国只有11%的人承认他们只有一个性伴侣。大约有一半(49%)的中国人比较关注艾滋病，只有7%的人从来不用保护措施。”

　　虽然是第一次涉及中国，但是，当年这个调查结果并没有引起关注。从2002年开始，杜蕾斯告别费钱又费力的传统调查方式，采用网上调查。

　　2004年，调查结果“中国人平均有19.3个性伴侣”横空出世。从北到南，全国各媒体纷纷做了大篇幅报道，网上头条也顷刻间成了杜蕾斯的广告专区。

　　人民网如此评论：美国男人平均性伴侣是6个，女人是2个，咱们难道能超过美国吗？即使回答问卷的人都是网民，也应该不到19个，很多人在开玩笑吧。

　　杜蕾斯这一百年品牌，伴随着起伏的质疑声，第一次在中国如此响亮地“广告”着。

　　取样结果难以信服

　　杜蕾斯官方网站上显示：2005年全球性调查，有来自41个国家，超过31.7万人参加了这次世界上规模最大，关于对待性的态度和性行为的调查。今年是第9次，规模比第一届扩大了4倍。该项目对调查参与者的性别和年龄进行了分析，对全球范围内人们对性生活的态度和性行为予以深入而准确地描述。

　　除此之外，并没有公开调查数据的取样和分析过程、调查模型等被学者认为是很重要的资料。

　　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广东计划生育与性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朱嘉铭的态度代表了很多学者的观点：“科学调查不能当儿戏，若不能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出19.3到3.1的变化，是不可以被认定为科学调查的。网上调查随意性太大，没有区分人群，没有随机取样，结果不能取信。”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对于中国性问题一直有严谨研究，所以他表示，对此结果根本没有必要发表看法。

　　据冯莺介绍：调查是委托英国专业调查机构进行的，调查数据结果也是根据统计学理论来进行筛选和分析的。这次调查本来有48个国家参加，但其中有7个国家的数据被专家认定为无效。中国有9万人接受了调查，男女比例持平。

　　冯莺解释说：“去年接受调查者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这也是19.3个性伴侣的数字偏高的原因，而今年的3. 1个更趋于合理。”

　　但香港性学会主席李伟仪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却有另外的看法。她认为，所谓数据上的科学性，主要关乎问卷设定时的客观性。譬如不设计引导性的问题，不针对特定某个群体而设定不利于他们的问题(指故意设计一些问题，导致丑化的结果)。从这角度看来，杜蕾斯的开卷设计十分中肯，适合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士作答。

　　另一方面，杜蕾斯每年的被访者都是自愿而不固定地参加，因此所取得的人口样本，每年也是不同的。由于不同人士的性经验差异甚大，所以每年都出现不同的结果。不过，如果作答的人数越多，性经验较为稳定和平均的被访者数目也会越多，即可“中和”一些极端的例子。而且，当此类研究能持续进行，作答者能抱着平常心去作答，也可以逐渐减少有人刻意夸大数字。

　　因此，只有一些追踪性的调查(例如每年数千名被访者均来自同一群体或样本)，才能保证到数据上的平稳。

　　性调查的中国痛

　　杜蕾斯全球性调查之所以能在民众中激起如此大的波澜，更多原因恐怕在于涉及了一个“性”字，而调查本身的意义远不止此。

　　杜蕾斯公司颇受质疑不是因为“性”调查，而是调查缺少“科学性”。而“中国性学第一人”张竞生，则远没有杜蕾斯幸运，因为“性”，他连做学问都不成。

　　张竞生不仅是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在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的第一人。

　　1926年5月，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竞生，出版了《性史》第一集，初版印刷1000 册。书中收集了多篇约来的文章，如小江平《初次的性交》、一轲(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我的性经历》文。

　　在每篇文章之前的按语中，张竞生发表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涩又大胆之类。

　　这些按语和杜蕾斯的很多调查数据实属同一个统计范畴，都是在试图展示国人的性现状。然而，《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在天津遭禁。随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区也被封杀。张竞生同时被传统势力斥为“卖春博士”。

　　几乎在同一时代的美国，一位名为海特的女性学家发表《海特性学报告》，全套书分男人卷、女人卷和情爱卷，主要由被取样的当事人自述组成。此报告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性学调查报告之一。

　　张竞生曾感慨地说：“有人主张节制生育而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我主张节制生育被视为神经病，是因为我是中国男人。”

　　而如今，性不再只是一个可供增加谈资的私人话题，更衍变出各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涉及性健康、性教育等各个领域。社会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自身的性现状，以图找到合适有效的办法来应对这些问题。

　　长期在香港公开探讨性观念的李伟仪表示，内地社会性观念的开放，与80年代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同步发生，并以 90年代快速进展。但由于外国的性解放时间较长，很难直接作对比，但可以尝试把内地和香港加以比较。

　　科学的中外之争

　　近年来，在网上和学界进行的性调查在中国方兴未艾。但是，都面对着同样的困扰：不仅仅缺乏经费和调查不规范，而且一个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即使在学术界，对于性调查真实性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所以经常把性调查叫做“假数真算”。

　　1994年10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劳曼教授出版了《性的社会组织》一书，被传媒列为1994年美国十大科技新闻的第四位，被通俗地叫作“芝加哥报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严格等概率抽样的方法，对一个2.5亿人口的大民族进行性方面的社会调查。仅仅从抽样的角度来看，它可以相当精确地反映出美国人的性生活状况。

　　但是很快就有一位生物学家提出质疑。他说：这次调查的结果表明，美国男性在一生中所拥有性伴侣的平均人数，要比女性的性伴侣平均人数多不少。按照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里，除去极少数

　　这个质疑一出，顿时引起相当大的思想混乱。不仅许多社会学以外的人士以此来彻底否认这个调查，就连一些社会学家也纷纷随声附和，试图用否定这个调查来捍卫社会学的“科学性”。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潘绥铭教授主持下，在全国(不含台港澳)范围内，对20～64岁的全体居民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并于2001年下半年写出了分析报告。

　　这份报告被很多专家认为是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可与“芝加哥报告”相媲美，其成果在 10年内都具有指导意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报告至今未在媒体详尽刊发。“这也是杜蕾斯性调查能引起国民如此关注的原因之一，至少说明公众迫切需要了解这些信息。”

　　在朱嘉铭教授看来，“何止公众，决策者更应该充分了解并重视这些信息，以对性健康和性教育问题做出更加有效而及时的措施。这种性现状的调查可以从宏观上对各个领域的问题产生正确的指导作用。”

　　中国式科学调查

　　潘绥铭教授详细介绍了他所主持的这次性调查活动。据他介绍，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调查组通过电脑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调查层次。再根据层次随机抽样，确定调查对象的住户地址，然后根据随机抽样原则，从每一住户内确定具体调查对象。一经确定，就不能更换或由他人替代。

　　调查工作人员打电话或上门动员，受访者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调查，不接受的，做无效问卷处理。此次调查共确定了5 000名调查对象，其中3820人做出了有效回答，占全体调查对象的76%，达到了社会学调查标准。

　　为了确保答题的真实性和调查的科学性，调查组设计了多道测谎题，并采用了多种保密措施。如将调查对象约至就近宾馆的房间，同性别、一对一地进行调查；上门动员的人与最终进行调查的人分开，保证调查对象面对陌生人答题；调查人员与调查对象隔离，由被调查者独立操作电脑，通过按键选择答案。

　　潘教授表示，要“真实地”了解人类的身心活动，所谓“现代科学”其实只有三大类方法可用。第一类是“监测”，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把人类的身心活动当成石头那样的客观存在物来监视、检验与测量。美国的“泰罗工作制”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第二类是“证明”，就是用尽一切“证据”，通过推理来确定某个“真实”的存在。这类方法已经被西方的司法实践推到了极致，甚至达到违背人之常情的地步。可惜，社会学基本上也无法运用“证明法”。一则在大规模调查中不可操作，二则在道义上，社会调查毕竟不是审讯。

　　只有第三类方法可以为社会学所用，它就是“询问”。无论问卷法还是个案访谈法，所获得的资料，其实都是被调查者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或者想法所做出的说明，也就是被调查者所“主诉”的情况。

　　即使在参与观察中，绝大多数人类活动所包含的意义，也仍然需要由被调查者来告诉研究者，也仍然是一种“询问” ，所依赖的也仍然是被调查者的“主诉”，真实性很难保证。

　　如此繁琐庞杂的调查报告，是杜蕾斯远没有想到、更没有做到的。所以，19.3空降到3.1这样的情形才不可避免地发生。

　　遗憾的是，人们关注杜蕾斯的同时，没能有一个权威机构公布一份有说服力的报告以正视听。人们依旧在杜蕾斯的调查中疑惑着那突然增加的18.3个和突然消失的16.2个。质疑在无效之后，变为疑惑，进而变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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