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美术馆：不专业的人在做不专业的事

　　11月18日在广东美术馆正式开幕的第二届广州三年展最好玩的作品应当是话剧《珠三角枭雄传》了。这个看似只具备校园戏剧表演水平的作品完全用粤语演出，康有为、木子美、城市拾荒者、砍手党、城管、小老板、二奶、女工、走鬼、卖鱼佬等等“珠三角枭雄”在一个集合了发廊、烧烤摊、士多店、西关大屋、凉茶铺、茶餐厅、欧式建筑等诸多珠三角符号性意象的舞台上闹作一团。

　　面对无厘头的广式戏噱，可能只有熟悉珠三角城市生态的观众才会会心大笑并恍悟它的机锋所在——譬如砍手党在广州市民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譬如“黄震聋”的所指；然而广州本地的年轻艺术家曹斐创作这一作品参加展览却显得异常切题，她确实使用了一种“别样”的手段对珠三角“别样”的城市文化进行了思考和表达。

　　“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实验空间”是此次广州三年展的主题。和艺术界其它文字游戏一样，它也有特定的多义性。“别样”的英文被译为beyond(超越)：既可以视为在全球化背景中，展览所关注的珠三角城市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也可以理解为展览本身的艺术活动和作品将是对珠三角城市化问题的艺术化超越和反思；还可以视为策展人对艺术双(三)年展模式和传统美术馆概念的挑战和超越。

　　一年前，在专门为此次展览的筹备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主策展人侯瀚如表达了他的野心：“我们希望此次展览在国际上开先例。”

　　美术馆界“别样”的明星

　　与绝大多数以装置艺术为主的参展作品缺乏别样的新鲜感和强烈的表达力相比，不是艺术作品的D-LAB(三角洲实验室)计划倒更有意味。截至今年11月，D-LAB共举行了6次公开系列座谈会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而按照计划，三角洲实验室将一直持续到2006年。

　　2004年11月28日举行的D-LAB第一次研讨会请来了荷兰著名建筑师库哈斯，他曾经为CCTV设计新大楼，并在1996年带领一些

　　美术馆问题确实是此次广州三年展所关注的重要话题。在策展人汉斯尤里斯奥布里斯特所写的展览导言中，便提及了一个“传言”——“中国政府有意在2015年之前建造1000座新的美术馆。”汉斯说，这一问题“艺术界已经有很多人在谈论”。

　　主管美术馆事务的是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当记者向该处求证是否有这样的官方说法时，得到了否认。然而，无论2015年的中国是否真如汉斯所言出现了1000座美术馆；至少目前的情况是，各类美术馆正在不断涌现：私人或曰民营美术馆在频繁冒出，仿佛有了场子再挂个牌子就成了馆子；政府投资的公立美术馆同样被大张旗鼓地兴建。库哈斯设计的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也在其中，而最新的一座是2005年10月开张的宁波美术馆——文学美术处的官员对这一事实并不否认。正因为这种较为混乱的状况，他们也无法给出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少家美术馆的准确数目。

　　与数量的多少相比，作为国际策展人，汉斯更大的担心在于：“所有地方的美术馆看起来都越来越像一个样子。”作为硬件的物质形态的美术馆被政府、企业以及私人以各自的目的所兴建，美术馆的软件和真实意义却被忽略。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同样”的反义词“别样”被汉斯和他的策展人伙伴侯瀚如、郭晓彦定为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主题。按照他们的规划，在这个被命名为“别样”的展览举行的过程中，它们同样在探讨并实现举办地广东美术馆的“别样性”。

　　抛开参展作品质量的优劣，与绝大多数艺术双(三)年展雷同的展览模式——美术馆聘请策展人，策展人邀请艺术家，艺术家在家里创作或构思好作品，然后把作品搬到展览地进行短期公开展览——相比，此次广州三年展“别样”的灵活性一目了然。

　　“不只是展览，而是一个文化计划。可以说是制造一个临时的艺术机构，它不断地运作下去，运作的内容包括我们开会、讨论、交流、传播各种信息，也是一个工厂，一个制作的过程。” 策展人侯瀚如、汉斯、郭晓彦以及组织方广东美术馆对于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定位毫无疑问拓宽了“双(三)年展”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作为组织者和学术支持，在将艺术家与珠江三角洲这一展览关注对象与以往相比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广东美术馆似乎真正承担起作为国家美术馆在珠三角文化生态中应当扮演的角色。

　　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并不是广东美术馆第一次通过“别样”的“开先例”拓展自己的艺术空间，并以具有强烈社会关注性的展览实现自己作为国家美术馆的意义。2002年首届广州三年展的主题是“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成功地以学术性和历史意义赢得了巨大的好评。

　　2003年7月，因为非典，“造境：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挪至广东美术馆展出，这是艺术界最著名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首次设立“中国馆”。同年12月举行的摄影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型的纪实摄影展览，广东美术馆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收藏摄影作品的美术馆。而在今年上半年举行的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更是一次大胆的具有突破意义的尝试，同样引起了轰动。

　　正是以连续地推出上述获得学术界和公众强烈反应的当代艺术展，只有8年历史，却显得异常“别样”的广东美术馆成为不断壮大的中国美术馆界最耀眼的明星。参加了今年10月在宁波召开的第四届全国美术馆工作会议的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对记者说：“在会上，广东美术馆得到了美术馆同仁的好评，可以说是极大的好评。”

　　不专业的人在做不专业的事

　　广东美术馆的活跃反衬出整个中国美术馆界困窘的现状。

　　数量和规模显然不是关键。未来的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被一句颇为戏噱的宣传语寓为：“库哈斯在广州生了一个孩子”，然而库哈斯的“广州孩子”却被扔在屋顶上，他计划在两幢住宅楼的楼顶天台上建造键入式的美术馆，在新兴美术馆计划中，类似别出心裁的美术馆建造方式也并不少见，美术馆的物质形态也不是问题。

　　正如汉斯和王璜生所担心的，中国美术馆界面临的是“太不专业、太不到位的问题”。2002年在广东美术馆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美术馆工作会议上，王璜生听到有人竟然提议讨论“美术馆如何为美术馆馆长举行展览”——在向记者讲述了这个“幼稚的事情”后，大胡子的王璜生哈哈大笑。

　　近年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发表过诸多尖锐批评的

　　陈丹青对记者说：“任命中国美术馆的馆长和任命政府官员是一样的。”中国目前也没有美术馆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有一些年轻人出去学习了，但回来到国内的美术馆之后，因为没有资历，他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改变不了多少现状。”在学术行政化的前提下，美术馆很难保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专业水准。

　　不专业确实是整个中国美术馆界的通病。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自1936年南京建成我国第一座国家美术馆“国立美术陈列馆”以来，70年过去，在目前新兴美术馆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我国的美术馆界竟然还没有一个专业的行业标准。在宁波会议上，几十家美术馆的馆长们竟然还在期待文化部能及早出台规范化的行业标准和管理制度，以便为美术馆走向专业化提供平台。

　　在一个缺乏规范和标准的行业，能具备怎样的专业性？

　　一年前，记者在采访王璜生时，他提及1997年第一次到广东美术馆时，土建刚做完，找不到钱

　　在记者看来，向来出言大胆的陈丹青使用“唯一”这样的词，既是对王璜生和广东美术馆的赞誉，更是在表达他对中国美术馆界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放在世界美术馆范畴来看，即便是作为中国美术馆界明星的广东美术馆也还不能被视为一个成熟的榜样，它的角色似乎只是个先行者。

　　和国外著名美术馆相比，广东美术馆可怜的资金来源还无法为自己积累更多的馆藏品，缺少作为美术馆重要组成部分的“固定陈列”，每年也只有力量举办一两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展览活动。广州三年展作为主打品牌才刚刚在学术界和公众间树立口碑。为了筹备资金，它仍旧要像其他美术馆一样，出卖展位举办一些无意义的展览。身为国家美术馆，它也需要不断在学术独立性和“建设文化大省”这样的政治任务中间寻找平衡点。而且，作为由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画廊、收藏者，普罗大众构成的艺术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它还显得那样势单力薄。

　　然而，陈丹青和徐冰之所以不吝词汇赞扬广东美术馆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尽管资源有限，但广东美术馆在8年的历程中一直在努力进行专业化的探索。第二届广州三年展是他们进行探索的最新结果，广东美术馆每年专项财政经费中只有250万元能用于展览策划。然而他们却敢于自掏300万，又拉来300万现金赞助举办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实验意义的展览。

　　王璜生说：“如果能在现有的博物馆美术馆基础上做得专业和到位，暂时也算满足了一定的专业需求和文化建设、大众需求的需要。”——正是这样的意识，使得广东美术馆具有了“别样”的特质。这，也正是作为先行者的意义所在。（文 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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