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财富的权力与追逐财富的权力

　　□黄卧云

　　在一个长达6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段中，英国的贵族和地主阶级主导了英国社会的几次重大变革，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从专制向自由和法治演变的国家。

　　同一时期，中国大约从元朝走到了清朝初年，英国完全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时，清朝

正处于“中兴”之际，但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出现能够引导变革的力量。

　　英国变革的主导力量

　　贵族与王权的冲突占据了英国历史的重要版面，英国人民享有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冲突的结果，一方面，强大的王权抑制了地方领主和贵族对百姓的肆意侵夺，建立了全国性的法律秩序，另一方面，贵族和地主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国王专横权力的侵犯，持久地同王权抗衡，他们在1215年迫使国王签订的《大宪章》，为此后几个世纪限制王权奠定了法律基础。

　　一个能够对王权起限制作用的力量，不仅是独立于王权之外的，而且有足够的力量同王权对抗。英国的贵族和地主阶级就是这样一支力量。同他们相比，国王虽为一国之主，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最大的地主而已，占有全国1/6到1/5的地产，遇有重大事情，尤其是遇到征税的问题，国王不能擅自作主，要召集贵族和地主代表开会，也就是召开国会。

　　维护自身特权和财产权是英国的富有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核心内容。控制国王向臣民征税的权力，不但是保护财产的重要手段，也是约束国王的重要手段。国王岁入历来只限于王室领地和海关收入，来源十分有限，国会这个由贵族和地主控制的机构掌握了征税权，就抓住了国王权力的要害。

　　1627年国王为了筹集对法战争的军费，向民间强行索取义务贷款，并把不服从的人投入监狱，国王的专横行为直接导致了议会递交《权利请愿书》的著名行动，反对义务贷款、未经审讯的监禁和军事管制法。国王被迫接受了请愿书，唯其如此，议会才会通过给战争拨款的决议。

　　国王没有强制推行个人意志的常备军。他根本不具有维持一支常备军的财力，这一事实对英国人长期安享自由是决定性的。一个没有军队的国王，要实行专制实在勉为其难。当查理一世出于独裁而长期不召开国会时，他虽然暂时回避了自己厌恶的国会，但不得不过起紧日子。囊中羞涩的国王没有本钱从事冒险活动，他要努力避免发生动乱和需要采取武力的行动，只有更加注重依据习惯和法律治理臣民。英国这段12年平安无事的日子，直到苏格兰因宗教问题向国王权威发起挑战才告结束。

　　尽管王权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非物质性的——王室在臣民心目中的古老威望，但国王对一个既不仰仗自己获得财富，又不仰仗自己获得权力的集团是心存畏惧的，正如一个人对另一个独立的人不敢滥施淫威一样，这使英国国王比其他国家的君主更倾向于自我约束。他的约束对自身大有益处，他的臣民看到了王权崇高的一面。在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后，护国公和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铁甲军，让英国人清楚地认识到，国王是他们生活中一个有用的组成部分，他们只是要限制王权，而不是要废除王权。护国公一死，他的“共和国”也寿终正寝，国会请回了在国外避难的查理二世，英国人重新有了国王。

　　经历1688年的“光荣革命”，国会控制了大权，国王一人的统治变为少数富人的寡头统治。上院不用说是专属贵族的，下院也同样充斥着乡绅和富家子弟。他们或者利用自己的声望左右选举，或者利用自己的金钱贿赂选票。不过，国会统治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就像国王统治是一个相对概念，都没有绝对统治权。英国的统治权很久以来就广泛分布在国会、国王和地方有关方面的人士手中。国会必须遵守王国过去形成的法治传统，依照已有的法治原则行使权力，这些原则包括统治权受制于法、大陪审团提起诉讼、依照法律审判、人身保护。

　　英国社会所享有的自由，使它在18、19世纪商业繁荣、工业蒸蒸日上，成为世界霸主。在这一过程中，两个新的阶级逐步显示了力量，中产阶级依靠工业财富要求取得政治地位，工业无产阶级则有庞大的队伍，对他们的权利不可能熟视无睹。格雷爵士领导的贵族内阁向上院软硬兼施，逼它通过了1832年国会改革法，腐败选区被大体清理，选民人数扩大了，中产阶级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标志民主在这个国家牢固地扎下根基的，是1867年国会改革法案，它使工人阶级有了选举权，通过该法案的是地主阶级代言人——托利党人控制下的政府。

　　地主阶级拱手交出了权力，这怎么可能呢？促成这一局面，有两个因素很重要。首先，贵族地主的权力在性质上是保护财富的权力，但不是攫取财富的权力。正如英国作家白芝浩说的，贵族超越了腐败，他们是给予社会贿赂的人，不是收受贿赂的人。贵族参加国会活动从来不取分文报酬，下院议员在1911年改革后才从国库领取薪俸。地主阶级害怕改革，是害怕自己的财产失去保障。一旦他们相信工人不是以劫富济贫为目标，本阶级的财产不会受侵犯后，对工人参与政治就不会全力抵制。其次，党派竞争使辉格党和托利党都力争迎合选民。在人民的改革要求十分强烈的情况下，反对改革就是反对民意。顺应民意就是政治家的唯一选择。

　　英国历史给后世留下了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贵族缙绅的名字，一批声名卓著的内阁领袖用行动塑造了一个自由政府的基本形象。他们坚持用说服的方式贯彻其主张，懂得通过妥协达成一致性政策，把议院变成政治家进行充分论辩的场所。自由政府就是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的政府。

　　中国官员为什么无法推动变革

　　财富和权力，自古以来就是多少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民主制度产生以前，追求它们的人们可以通过积累财富来获取权力，像英国的豪绅地主那样，还可以通过获取权力来积累财富，像中国王朝的官员那样。两种不同的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后果。

　　中国王朝的官僚最容易成为大地主，他们用当官的收入购买田产，六朝显赫的王、谢等大户人家都有大量庄田。唐朝开国时规定，所有官员都可得到一份田产，数量根据级别高低而定，一个正一品职事官可得到永业田6000亩，另外加上自家购置，有的朝官占田极广，以致“强家大族，畴接壤联，动涉千顷”。

　　尽管如此，中国几千年间却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有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兴衰更迭从未间断。原因之一是，王朝瓦解使原有的官僚显贵随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王朝的暴发户。李世民得到天下后，命令他的大臣重新编篡一部全国《氏族志》，排列全国大族家谱，把皇族和最高级官员的氏族列在第一位，皇帝的母系亲戚被列在第二位，而旧时王、谢已归入寻常百姓。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皇帝掌握着对官僚地主的生杀予夺之权。尽管科举考试戏剧性地改变了少数人的命运，但官员权力再大，职务再高，一旦获罪或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轻则削官为民，重则被革职查办，籍没全部家产。在朱元璋严厉打击高级官员的过程中，一次就会有成百上千、上万的官员被处死和受株连。

　　不少高官也能得以善终，其职务可能不是终身的，特权却是终身的，但土地继承制度使中国官僚地主逃不出富不过三至五代的宿命。土地在遗传给下一代时，被割成若干份分配给每一个男性后嗣，经过两代或三代分割，大地产被搞得七零八落。它不像在英国和欧洲实行的长子继承权，一份地产必须完整地传下去，后者被认为是维持贵族特权所必不可少的。

　　唐宋之后，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差不多是中国人取得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它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中国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官僚地主对皇权的绝对依附。他们的财产权毫无保障，经济上不能真正独立，其财产有赖于在帝国中获得官职，其官职源自金榜题名，保有已经到手的财富，要依靠对皇朝的赤胆忠心。皇帝是国家的主人，官员则是主人选拔上来的分布在各地和各个方面的管家。科举制度远不只是选拔精英的制度，更是控制精英的制度，旨在使整个帝国的官僚完全处在皇帝一人的恩宠之下，并把所有博取功名的人从精神上统一到维护皇权的目标上。皇帝的军队一方面保卫着官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时刻悬在他们头上的利斧。

　　第二个特色是官僚权力极易腐败。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渗透着做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思想，科举考试承载着世世代代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身寒微的人也可能有朝一日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中国新贵们既无世袭的荣光和特权，又无祖传的巨大财富，相反，他们的祖宗有待自己光耀，并承担着为子孙积累财富的任务。他们从漫长的十年寒窗中苦熬出来，两手空空，对荣耀和财富如饥似渴，带着憧憬和冲动，阔步进入了官场。追求财富的欲望由于以下原因更加强烈：他们的权力不能传承，必须在自己手中有权的时候尽可能多地积累家财。相对于他们的强烈欲望，他们的俸禄并不丰厚，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寻找额外收入，而这样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介绍，地方官在规定的税额之外抽取附加税归为己有，是一种常例，他们又把从农民身上勒索得来的一部分上交给掌握大权的京官。

　　第三个特色是官僚权力带有很大的掠夺性。英国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侵犯而争取权力，中国官员为了聚集财富追逐权力，前者的权力是防御性的，后者的权力则是侵犯性的。腐败意味着权力必须以一个基本群体作为剥削对象，这个群体要足够大并缺少反抗能力，必须是一个稳定而充分的利益源泉。

　　一个深深地依附在皇权上的群体，一个对个人财富积聚充满渴望的官僚集团，既无约束皇权的能力，也无约束皇权的意愿，当然更不会约束自己的权力，他们的巨大利益就存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之中，可以任意对社会实施剥夺。维护剥夺性的制度是王朝官僚集团的第一目标，它使被剥夺的阶层永远处于被摆布、没有发言权的地位。

　　靠权力获取利益的上层集团与从事生产的下层阶级之间的对立，构成中国王朝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上层集团通过科举考试从社会下层吸纳人才加入自己的队伍，给了下层社会的某些个体以改善的希望，极少数运气好的人能够在体制内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下层社会被剥夺的处境不会改变，随着官僚队伍的不断膨胀，更多的人进入剥夺者的行列，下层社会的负担越来越繁重。

　　把官员作为整体看待，吏属于皇权的文官集团不会成为变革的力量，利益使他们成为掠夺性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对他们的个体进行观察，官员也没有担当引领社会变革的任务。中国历史上名垂史册的官员，可能是道德榜样，也可能超越个人利益，深怀忧民之心，但由于没有精神上的独立，不可能具有超越权力的思想视野；至于反抗专制的造反英雄，在他们的心智真正摆脱专制权力的诱惑以前，他们的目标只能是追求新的专制权力。

　　两种模式，两种政治

　　两类不同的权力——基于财富的权力和追逐财富的权力，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

　　基于财富的权力在英国发展为权利的政治，财产权、自由权和选举权是它关心的核心问题。国民通过政治参与争取自身权利，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是参与选举，因此权利政治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参与选举的范围和人数不断扩大，从贵族扩大到工人阶级，从富人扩大到穷人，从男性公民扩大到女性公民，最终实现全民普选。

　　追逐财富的权力在中国发展为治理的政治，它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军事力量、权力的贯彻和下层社会的稳定。治理的政治仅仅涉及政治领域中一个狭隘的部分，即行政权力部分，强化权力是它的基调。普通人争取某些基本的物质利益，要依靠权力集团适当减少其攫取的份额——这构成了历代改革的主要内容。一切有组织的剥夺行为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剥夺的限度。过度剥夺违背了剥夺者的利益，因为被剥夺者如果受到过度掠夺，普遍陷入赤贫境地，就将导致财富的源头枯竭。剥夺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需要采取措施刺激农民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它从不会对权力的垄断制度进行改革。治理政治的政治过程表现为由乱到治、再由治到乱的循环往复。

　　有了财富就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然理性；有了权力就有财富，却是盗贼的逻辑。选举是取得权力最合理的方式，这已不用多说；除此而外，依靠财富获得权力就是最易于理解的方式了。金钱是一种力量，除了在个别方面，它都是一种有益的力量，哈耶克说它是一种创造自由的力量。普通人出于对金钱的羡慕而近乎本能地敬重富人，地主大户在当地也就自然地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虽然财富的垄断造成权力的垄断，但是，财富总是要向外扩散，尤其在进入工业时代后，财富扩散在速度上空前加快了，它必然导致权力向外扩散。新的财富阶级对旧的财富阶级垄断政治权力的不满与日俱增，而消除不满的方法就是让后来者获得权力。

　　不以索取财富为目的的权力，对权力的依赖不会太深，失去权力自然会失去某些特权，但还没有失去财产，于是有了自动移交的可能性。在英国，权力转移不是采取清算的方式，而是用协议的方式；它是缓慢流失，不是被颠覆。一种权力逐步退出，为另一种权力进场让出位置；它甚至只是从前排座位退到后排座位。旧的权力不是被剥夺，而是分量减轻了，不是完全失去了发言权，而是发言的重要性不如从前了。

　　攫取财富的权力对权力的依赖是如此之深，以致只要离开权力，离开治理的岗位，掌权者过去所有的荣华富贵付之东流；权力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不惜一切手段也要保住它。权力转移对皇室是江山易手，对王朝官员是财富、地位和命运的转移，因此他们不可能自动让出权力。

　　历史发展总是充满变数，通过考察历史“发现历史规律”是一件冒险的事。英国历史的演进有太大的偶然性和奇特性，要从它独一无二的历史发展中得出某些结论，不能不更加慎重，努力避免把不可复制的历史现象看成是能普遍再现的过程。英国贵族做到的事情，法国贵族或其他国家的贵族都没有做到过。如果根据英国贵族引领变革的事实，推导出只有富有的阶级(在当今它是中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法治的结论，就不免片面。不过，英国的贵族地主仍给了我们肯定的启示：基于财富的权力优于追逐财富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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