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制造绑匪的重要原因

　　绑匪真相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吴芳兰/上海、宁波、杭州报道

　　好逸恶劳、企图通过不法手段一夜间发大财的人，占了绑匪的绝大多数

　　“我不能成为首富，但我可以绑架他儿子。”每到失意或兴奋时，“小炮仗”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口上。“小炮仗”最大的人生目标是成为绑匪。

　　“小炮仗”是四川人，2005年10月，他将迎来20岁生日。他没有社会认可的正规职业，靠混迹江湖为生。

　　中国对绑架犯罪行为的惩罚十分严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规定，构成绑架罪的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致人质死亡或杀害人质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此严重的惩罚，难道没有吓住像“小炮仗”这样的蠢蠢欲动者吗？那些绑匪，真的是被少数人认为的所谓“侠匪”吗？

　　2005年4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见到了“小炮仗”这位对“绑匪事业”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时，他叼着烟、喝着酒，在宁波月湖边的一家小酒店里做着当绑匪的“白日梦”。

　　绑匪是好逸恶劳、祸害社会的人

　　“小炮仗”17岁那年高中辍学后，来到浙江宁波等地“闯荡江湖”。三年来，他一直以边缘职业为生。平时，他喜欢跟着还算不上黑社会的“混混”出入各种娱乐场所，收些“闲钱”;偶尔还帮赌徒看看场子、望望风，拿些小费;有时还会成为警方、媒体的线人;每到年关、暑假，他就在宁波、上海等地火车站卖黄牛票。

　　但让“小炮仗”留下“江湖名声”的，当然不止是这些杂活。他每逢春节年关，还会和一群人，在浙北、苏南和浙东一带的乡村，拿着炮仗、烟花，到当地富豪家门口放“炮仗”，主人受惊走出房门时，一群人和“小炮仗”一起，盯着主人邪邪地笑。这些富豪多半会以几百、上千甚至更多的钱买下他们手中不值百元的炮仗烟火。“小炮仗”尽管年龄不大，但团伙中经常由他探路、摸底，而且拜年屡屡得手，也就留下“小炮仗”的绰号。正经人都对“小炮仗”这种做法，非常厌恶。

　　尽管“小炮仗”没有固定职业，但由于许多偏门邪道都挺来钱，所以他自称2005年春节回家过年时，带了四万多存款回家。

　　“谁都希望成为富翁，我当然也想。在我看来，只有绑架富豪才能快速致富了。现在看场子呀，放炮仗呀，卖火车票呀都是在做小事，都是在积累经验，但愿有一天能成大事。”

　　尽管《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多次向其指明，他的“梦想”一旦成真就是严重犯罪，是罪大恶极、没有翻身希望的罪行，但“小炮仗”却似乎并不为所动，“要回报总会有风险。哪有做强盗的肯定不会被抓呢？”

　　言谈中，“小炮仗”对打工很不屑。据了解，像“小炮仗”这样好逸恶劳、不愿吃苦而企图通过不法手段走捷径赚大钱的人，占了绑匪的绝大多数。

　　贫穷不是产生犯罪的土壤

　　一份绑架案的研究论文对绑架犯罪分子的成员特点作了这样的总结：“作案成员多以男性为主，文化程度较低且趋向低龄化，一些犯罪成员个性上表现出明显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职业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应该承认，不少绑匪是所谓的“三无”人员，经济上属于低收入人群。

　　7月10日，在成都召开的“和谐社会成都论坛”上，有专家指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十大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其中，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包括失业、失地、待业的人员等，他们首次成为一个阶层。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保护低收入阶层的权利，而这个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遵纪守法，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中国的穷人是最具有忍耐性的，最安分守己的。那些绑匪和他们本身所处的阶层并没有直接联系。” 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主任邓国良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海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实施绑架的人群，大体上可分为：亡命之徒；想入非非的年轻人;利益当事人。他说：“绑架案件的形成，主要还是犯罪分子自身原因。”

　　温州商人许明同意于海教授的观点，他说，仔细观察，多数绑匪是因为经济纠纷、赌博、吸毒等原因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或者是与心理变态扭曲、社会风气差等有关。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不甘于现状的底层民众，选择走的是合法致富的道路，比如考大学、学手艺、打工、自己做小老板等等。

　　他特别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代富豪，特别是东南沿海白手起家的这批富豪，本身就是从底层民众个人奋斗才致富的。宁可穷死也不做绑匪杀人，这是底层民众的主流心态。

　　不过，专家还是提醒必须关注产生绑匪的复杂原因。中国公安大学公安学教授王大伟表示，对绑架犯罪进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建立成因模型，要从社会震荡源和社会生态系统两个层面去分析。

　　“一些社会现象非常容易影响到孩子。”周孝正对记者说。他认为，“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正在局部地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资本可以进入任何领域，却不能进入灵魂。

　　张昌荣也表示，学校对于品德教育的忽视，教材脱离实际生活，社会某些领域的功利主义倾向，致使很多实施绑架者，没有畏惧感。

　　经济纠纷:制造绑匪的重要原因

　　2005年6月，上海的蔡先生遭遇了一起熟人绑架案。绑匪索要43万元，让蔡先生赎其儿子。

　　在警方的努力下，这起案子在三天内就告破。警方发现，这起绑架案的绑匪原本与蔡家有经济纠纷，多次索要不成，绑匪才决定实施绑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陈刚表示，目前，因为债务，合同，拖欠工资等经济纠纷所引发的绑架案件正在逐年上升，绑架金额增加，从早年的三五万元，到现在的数十万、数百万元之巨。

　　另外，地下金融组织中的“抬会”、“标会”等组织的崩溃，也会导致绑架、非法拘禁等案件大幅上升。

　　1985年9月，郑乐芬夫妇合谋组织了“民间金融互助会”。这两位连小学文化都没有的农民，在资金稀缺的80年代中期，就控制着上亿元的资金。

　　1985年“抬会”被取缔后，在乐清县引起了一场巨大骚乱，会员急于向中小会主索回会款，甚至采用绑架人质、非法拘禁等手段，造成了三人死亡、53人被绑架和非法拘禁。不仅在乐清，平阳也先后发生过两次“会案”，共涉及资金几十亿元、造成几十人非正常死亡。

　　“经济起步阶段，矛盾比较多，容易引发绑架。”张昌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2003年的福建绑架案发生地的排名中，福州、莆田位居一二名，泉州、临清并列第三。张昌荣教授特别注意了临清，他表示，临清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落后，却上升为绑架案的高发区，与当地经济起步，容易产生动荡有关，由经济纠纷产生的绑架案逐步增加。经济的大起大落，债务纠纷增多，也容易发生绑架案件。

　　除了经济纠纷之外，各种违法犯罪案件常常是制造绑匪的直接“幕后指使人”。

　　赌博也会成为绑架案的重要导火索。2005年4月，河北省霸州市一位青年教师，因为赌博债台高筑，而把自己的学生作为绑架对象，勒索50万元赎金。吸毒的情形与此相似。

　　“道德规范的偏离，个人处于失衡状态，也容易导致绑架。”王大伟教授表示。其一，个人生活的小环境会让人接触到绑架，比如周围存在这个亚文化，可能就会互相学习，如劳教释放人员之间；其二，绑架容易得手的犯罪情景，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个人本身心理失衡，如偏执，也会使人一时想不开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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