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鸣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得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
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干“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的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伏贴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不过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玩忽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名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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