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滋生腐败产生特权

　　12月中旬，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即将揭晓，当此关口，一场关于“院士制度存废”的争议，猛然袭来。

　　11月16日，一家媒体报道称，于上海举行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周光召院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

　　周光召乃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其身份显赫，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外界关注。

　　圆桌会议

　　“当时一共13位院士参加。”中科院院士、著名海洋物理学家汪品先告诉记者，“圆桌会议”由上海科技学会主办，主题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自主创新”，但当时，大家不知不觉就将话题转到了院士问题上。

　　汪品先首先发起了对院士制度的批判，“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错了。”

　　“可能都对院士制度有看法吧，”汪品先回忆，“大家都开始讨论起来，但我们只是认为院士要降温，现在社会上将院士炒得太热了。”

　　　而据媒体报道，周光召院士后来在发言中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

　　此外，周光召还抨击了现在到处设院士像和院士馆的现象，“这实在有点过分，不利于年轻一代在科学上的成长。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但我们并没要求取消院士制度，媒体也许误解了，”汪品先说，“包括周光召院士也只是希望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

　　周光召后来对与会的13位院士倡议，“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在适当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对于这些观点，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十分赞成，他告诉记者，“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虽然每届都有优秀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断下降。”

　　“比如，两年增选一次时间太短，人才成长也没那么快，我曾经提出建议延长到三年一次，就我所知，和我持相同看法的人还不少，但始终未被采用。”

　　邹院士认为，这种院士整体水平下降以及各种不合理情况正越来越严重，所以有很多人不满，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话，还不如取消院士制度。

　　制度诟病

　　近几年，关于科技界的浮躁乃至学术腐败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2001年的“核酸风波”、院士候选人花钱做广告、863项目申报等等，都有黑幕被揭，尽管只是极少数，却给院士光环投下了阴影。

　　曾在“核酸风波”中仗义执言的邹承鲁已年过八十，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他告诉记者，学术腐败问题虽受到公众关注，但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日益猖獗。

　　一位中科院院士透露：“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

　　这位院士感叹，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靠严谨的治学精神，而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是大错特错？

　　“某些学者成为院士后，往往变异为‘学霸’，”中科院一位人士说，“在学术上根本不讲科学精神，反而捧起了‘金口玉言’这一套，其后果，往往扼杀年轻才俊的创新精神。”

　　这位人士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3位，到2003年已降至29位；此外，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连续多年空缺。

　　“不能将此完全归咎于院士制度，”这位人士认为，“但院士制度是我国科研体制的‘金字塔顶’，这只能说我国包括院士制度在内的科研体制，已经迫切需要变革。”

　　另外，对院士制度诟病最多的，当数选举过程滋生的腐败。

　　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中国的院士选举制度，大体公正，但不是绝对的，“有些院士，说得不客气些，没这个水平却被选上了，原因就是做了幕后活动。”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其《院士章程》中对院士增选有明确规定，新院士的产生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先由归口初选部门推荐，然后汇总到中科院，由各学部组织院士评审，最后由学部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

　　邹院士介绍，按规定，候选人与投票的院士要回避见面，“但近几年的院士增选中，候选人自己出来活动的情况开始增多，更严重的是，不少单位和地区出于政绩考虑，主动出面活动，不惜重金攻关。”

　　“比如单位组织一场学术活动，邀请许多院士参加，好吃、好喝、好招待，还送会议费、出席费，变相贿赂。”

　　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贿选现象，邹院士认为，这些行为不禁止，院士制度就不可能公正。为此，他多次在中科院院内会议上，呼吁选举要公开透明，“不久前我还就此公开发表文章，希望所有候选人的资料能够在网上公布，任何人查看了都可提意见，接受全国科学界的监督，这样才会比较公正。”

　　中科院主席团曾讨论过邹承鲁的建议，在会上同意，但没能实行，“他们告诉我，今年来不及了，下次再考虑。”邹院士说。

　　特权效应

　　截至今年增选结果出炉前，我国共有中科院院士687名，工程院院士654名。

　　在我国，两院院士除非有重大问题出现，一般均是“终身制”，他们大部分享受“三重”津贴：国家、省市津贴，以及院士所在单位补贴，因其所在地区不同，数额各异。

　　“在北京，科学院内院士津贴也就1000元 ／ 月，”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但在外地，特别是院士少的边远省份，院士享受的‘特权’不少。”

　　山东一位院士曾透露，他当选后，单位给多少万，所在市给多少万，省再给多少万，加起来一年的“年薪”超过100万元。

　　“院士的物质条件，现在大为改善了，”长期从事院士制度研究的顾海兵教授说，“比如西部某省举行了隆重的院士配车仪式，12位院士统一配备别克轿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管号齐鸣，少先队员献花，记者云集。”

　　院士因为是最高学术称号，因而就成了“万能人”，成了各界争相炒作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的“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以及科研成果的质量可想而知。

　　顾海兵认为，“炒作使院士成了特权代名词，而巨大的利益刺激，又反过来促使大量的人想跻身其中，因而出现了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

　　对于种种衍生出的问题，两院无疑也为此头痛，中科院曾在2001年出台《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同时还宣布，有两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道德而被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制裁，但后经媒体追踪披露，两人多年前已被取消院士头衔，迟至2001年宣布，其象征意味不言而喻。

　　中国工程院则在2003年公布过一则消息：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间，该院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例部分属实，两人均涉及研究成果归属问题，还有一位导师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

　　该院院长徐匡迪曾提出“五个不希望”：不希望出现什么都参加的“社会活动”院士，不希望院士为了论文能在更高一级的杂志上发表而在别人的成果上挂名，不希望院士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轻率否定别人的科研成果，不希望院士参加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活动，不希望或就是明确反对院士参加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

　　但凭“自律”或是“不希望”，能否解决积弊已久的制度问题？无论是内部的建议，还是院外学者的呼声都表明，院士制度已到变革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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