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元老检讨院士制度 改革权力左右科研现象

　　《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郑焰、记者于达维/北京、上海报道

　　11月17日,91岁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裘法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则让他激动的新闻。

　　他马上把这则报道复印了好多份,给朋友们看。报道说,以周光召、汪品先为首的一批

科学家,批评了过度炒作院士权威现象，提出需要改革。

　　11月15日,在13名两院院士、100多名企业家与科技人士参加的“院士圆桌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汪品先,在发言中提出,中国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利于科技创新。

　　汪原定宣读一篇学术论文,但是后来他转而谈论科技创新问题。“这与大会主题一致,而且我的学术论文在这样的场合也过于专业。”汪品先解释道。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捣乱,现在社会把院士捧得如此之高是站不住的,总要掉下去。院士是人选出来的,少一票落选就回家抱孙子去,多一票就什么都有了,什么评审会都少不了,都要发言,人家都洗耳恭听。有这样的人吗?你什么都会?”

　　汪品先认为,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可持续,必须进行改革。其后,会议议程正常进行。院士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对大会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在总结发言中,支持了汪品先的看法。周批评了当前过分炒作院士权威的现象,以及科学界中的官本位现象。

　　周对与会的13名院士建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在适当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几天后,当汪品先从外地出差回到上海时,他惊讶地发现,关于建议院士制度改革的消息,已经在业内传开了。

　　裘法祖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汪品先表示支持。“我对周光召和汪品先的发言深有共鸣,对中国现行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坚决支持。”

　　“我相信,中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科学家都会支持这件事情。”裘法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八名两院院士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对现行院士制度提出了不同层面的批评,并对院士制度改革的说法表示支持。

　　所有信息显示,在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群体中,潜规则也很盛行,而一场深刻的反思也在进行。

　　“我现在关心改革什么时候能提上议程,具体的议案如何讨论。”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表示。

　　推荐院士的潜规则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王研究员两次被推荐参加院士评选,每次都是进入第一轮后被刷下去。现在老王的年龄过了,单位不能再继续推荐他,而如果自己申请,需要找同学科的六名院士推荐,老王不想去找人,只好算了。

　　他说,他认识很多在本学科水平很高的前辈都是因为年龄过线,又不想找人推荐,而与院士无缘。“旧知识分子比较清高,实在拉不下脸去活动托人。”

　　“院士应该是种荣誉,是别人授予的。而不是到处活动去要的。”汪品先说。

　　一位刚刚参加完院士增选投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评审过程中,他很看不惯到处送材料,送东西的风气,“院士们也很怕人找”。

　　“我对在评审中上门活动的人说,你来了肯定就减分了。”汪品先说。不过也有挡不住的时候,有好几次,不请自来的活动者已经在家门口了。

　　复杂的评审制度与增选前四处出击的公关活动,已经成了中国院士增选的一大特色。

　　根据现行的院士增选制度,候选人除了由院士推荐外,还可由单位推荐,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科协均有权推荐。被推荐人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

　　“部门越多,层级越复杂,活动的余地就越大。” 汪品先说,“比如你所在的大学推荐之后,还要上报到教育部。这其中就有很多关节要疏通。而且有的环节未必能够对候选人的科学研究深入了解。”

　　“不知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可能是我们把院士制度复杂化了。”中科院地质所朱日祥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我所理解的院士制度,是对过去工作的认可,是别人给予的荣誉。而不是跟学科以外的东西联系起来,跟经济利益挂钩。中国的院士制度走到今天变形了。” 朱日祥说。

　　裘法祖还是香港外科医师学院的院士,“这里完全没有复杂的东西,学院内部选好之后通知我,事先都不知情。”

　　院士含金量

　　关于院士的含金量,是个冗长而复杂的话题。“院士这么热门,同他背后所联系的利益与整个社会评价体系有关。”汪品先说。

　　在汪品先当选院士的1991年,院士福利还比较少,国家每月提供200多元的补贴。

　　“后来花样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与行政级别挂上了钩。”现在很多学校通行的做法是一名院士,一年给10万元的津贴,有些地方还分房子,配车,配私人医生。而与此同时,汪品先工资单上的收入却一直是2000多元。

　　“这当然不能反映我的收入水平。但有的地方,你评上了院士就什么都有了,评不上可能就只有这点死工资。”汪品先说。

　　对于老王而言,他申请院士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家庭比较困难。基础研究没什么油水,去年刚刚买了房子,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儿子在外地工作,到了结婚年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觉得自己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好的条件。

　　“如果能够当选院士的话,不仅可以分房子,在某些城市,比如上海、广州,每个月还有一万元的津贴,这可以给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

　　当然,这些利益还远远不是全部。如今,院士人数成为大学排名的标准之一,而学校排名又与招生质量直接相连。一些学校为了提高名次,到处挖院士。湖南某大学开出的条件是,一次性支付100万元人才使用费,100万元科研启动费,安排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并安排配偶工作。而院士可以只担任荣誉头衔,甚至都不需要到当地工作。

　　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头衔,名目繁多的项目评审需要院士参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对什么都懂,但好像没有院士,就不能提升会议规格。而且规格越低的会议,出场费越高,像一些地方性的会议,红包很多。”汪品先说。有些人当上了院士之后,就到处开会,成了专职的“会议院士”。

　　在重大课题与博士点评审方面,也少不了院士的身影。某大学在博士点评审之前找汪品先说情,如果不能通过此次的评审他们就会失去很多项目经费,影响很多的人饭碗。“这样的事情,让我很为难。”汪品先说。

　　正因为这样重大的利益关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各大学基本上都有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费,每当评审要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早早四处活动。

　　当然产生一个院士所带来的好处也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这笔公关费用。

　　“院士制度和部门利益牵扯到了一起,某个部门、某个省市、某个学校就用尽各种办法增加本单位的院士人数,一旦本单位多了一个院士,申请项目有院士牵头就比较有分量,容易过。”两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81岁高龄的中科院力学所的郑哲敏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因为科研经费可以提成,这让很多人想方设法申请大项目,到最后搞不出什么成果也不用负责任。而国家给的钱是搞科研的,不是拿来分的。”郑老说起这些现象痛心疾首，“灰色的东西太多,把风气都弄坏了。”

　　西部某省在省会举行隆重的给院士配车仪式,给12位在该省工作的两院院士配备了国产的别克专用小汽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鼓号齐鸣,少先队献花,记者云集。在更多的地方,为院士塑像,造院士馆也成了时髦行为。

　　汪品先的母校曾经对他发出邀请,提议为他塑像。“我吓了一跳,赶忙写信给母校。院士也不过是做科学研究工作,把院士抬这么高是要不得的。我说,要是有一天我出问题了,你们把我的塑像怎么办呢,他们说,这个塑像是可以活动的。”汪品先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院士评的是过去,不是未来。不能因为是院士就可以占有更多资源。”中科院地质所朱日祥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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