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人物回访：王选-我是一座沟通中日的桥

　　□本报记者 南香红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之后，宣布王选和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原告败诉。这一年的年底，王选当选为《南方周末》年度人物。

　　从1998年第一次开庭到今年，已历8年，8年诉讼，40多次开庭，有媒体如此评价王选

们：又一次的8年抗战。发生在60年前的8年抗战赢得了胜利，而如今的8年抗战仍看不到尽头。

　　“为的是解开中日之间的结”

　　今年7月19日，王选和细菌战原告团的成员，站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再一次听到了败诉的结果。

　　细菌战原告团决定再一次上诉。

　　但是王选老了。从42岁知道细菌战并参与诉讼到现在的53岁，王选的脸上已经有了抚不平的皱纹，脊背不再那么挺直，眼睛里有了一种疲惫和忧郁。不仅仅只有王选一个人变老了，还有中国的原告王晋华，这位中国浙江

　　“所有的人汇集在一起，奉献自己最美好的人生年华，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解开中日之间战争结下的结，但到现在为止，这个结还是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坚硬极了。”王选说。

　　王选依然奔波在中日之间。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刚刚从日本回来。她带来的消息是日本的辩护律师们正在起草“上诉理由书”，准备递交到日本最高法院，为再一次的诉讼做着准备。

　　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撒毒、放火、活体解剖，人间的极恶，埋在村民们记忆中的是恐怖、悲伤和愤怒。当发生在60年前的罪恶出现在王选眼前时，王选愤怒了。

　　“日军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战攻击造成大约100万民众的死亡，但直到1992年，我才知道这段历史。”

　　“我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我要把细菌战的真相告诉世界。”

　　在日军施放鼠疫的浙江义乌崇山村，王选的家族有包括叔叔在内的8口人罹难，崇山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

　　国恨家仇让王选成为一名斗士。这时候的王选的感受是“愤怒得要爆炸，屈辱得心脏疼，仇恨浸满了浑身每一个细胞”。带着180名七八十岁的老人，奔走在中日之间，王选常常挂在嘴边的词是“正义”、“公道”和“良知”。

　　王选被中国的媒体塑造成了“民族英雄”，有评论说：“只要有两个王选似的女人，就足以让日本沉没。”

　　“我现在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搭桥”

　　“我不是民族英雄。”当王选这样说的时候，正是她开始思考的时刻。

　　王选作为一名细菌战受害原告和其他中国对日诉讼的原告不同的是，王选是一名知识分子。在她带着中国农民走向国际去争取自己权利的同时，她在思考更为深刻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一次次地告，却依然撬不动日本坚硬的内核？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作为一个受害者在自说自话，却不知道日本人对此的想法？为什么日本人承认事实却不道歉？为什么缠绕在中日之间的绳索越勒越紧？细菌战诉讼是为什么而战？

　　在第一次败诉后，王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揭露是为了记忆，而记忆，并不是为了恨。”这时王选向原告团提出了第二阶段的诉讼目标：“还原历史的真实，为了人类的和平事业。”。

　　她给中国、日本、美国政府各写了一份建议书，希望各方促成日本政府建立一个和平基金来处理战争和战后遗留问题。

　　她希望这个基金能够建立一个制度，寻找并给予细菌战受害者、慰安妇、残疾的劳工提供一份医疗补助和生活补助，使他们的晚年免于贫病的困扰；她希望借助这个基金能够进行受害者调查，记录口述历史，建立资料，公开历史档案，资助研究，重新修补出这段历史；她还有希望借助这个基金能够重新认识战争和教育后人，能够形成一个和平的事业。

　　她说，如果这个基金能够成立，她愿意终身为之工作和服务。

　　“仇恨只能让中日之间的历史之结越系越死，中日之间的惟一出路是理性对话，”王选说，“我现在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搭桥。”

　　“克服过去，才能走向未来”

　　临近2005年的年终，王选向记者描述了她不久前日本之行的内容。

　　“11月26日我坐2个多小时的车到大阪，下着倾盆大雨，我的行李里装的是8本李晓方的关于中国江浙一带的细菌战烂脚病调查的书，每本都有十斤重。我要把它们送到日本医生的手里。大阪正在开一个‘15年战争与日本医学’的会，主题是讨论战争医学伦理。我带去的书给了日本医生特别大的触动，他们决定明年3月到中国来调查。”

　　“11月27日一大早我赶到东京，去见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上田信是中国细菌战原告团的证人，他作证的内容是他在崇山村调查形成的《细菌战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破坏》，这一次我和他商讨在立教大学建立一个科研项目，让日本的大学生到中国农村里来和中国的农民一起搞细菌战调查。日本的年青人对于战争的了解是受到政治的影响的，年青一代对战争的看法也鲜为中日主流所知。调查了解历史真相，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免得无意义的争吵和仇恨。”

　　“在东京，我见到了日本朝日新闻的近藤昭二，他给了我最新发现的南京1644部队细菌战资料。十多年来他拍摄了12部关于中日战争的纪录片，我约他到中国的大学里展播，我给他做介绍人和翻译，这是难得的珍贵资料，中国的社会学、历史学和传播学各学科的学者、学子们都会有所受益的，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12月4日，我再次到东京参加东京和平音乐会。音乐会在东京市中心广场举行，天很冷很冷，下着雨，但是心里却很温暖。音乐会后，我们100多人手拉着手去和平游行，警车在前面开道。我们行进到东京银座的时候，很多人都驻足观看。游行的队伍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韩国人。当时我想，亚洲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克服过去，才能走向未来。”

　　这天晚上，王选和细菌战诉讼团辩护首席律师一濑敬一郎谈到很晚，当夜就睡在一濑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桌上。几年以来王选只要到东京都睡在这张桌子上，她舍不得掏钱去住旅馆。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