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老板的转型恐慌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广州

　　几百名工人，几千万资产，40多岁，学历不高，白手起家，开着宝马或奔驰等名车，住在广东乡间的别墅，子女在国外读书，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或者香港，隐秘地投资着一些房产。

　　这样的生存状态，是20年改革开放造就的最典型的广东老板。由于没有深厚的官方背景，他们自认为是草根商人，他们不求出名，只追逐财富，他们在珠三角遍地的工业园里开厂，参加每年的广交会，跑到香港、东南亚、欧洲等地去拿订单，雇用大量的农民工，20多年来一直默默低调赚钱。

　　然而进入2005年，“血汗工厂”“仇富”、“广东转型”、“民工荒”、“产业升级”等一系列以他们为叙述主体的话题汹涌而来，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这些陶醉于赚钱、安心于寂寞的草根老板再也无法埋头只顾生意。

　　在广东转型面临瓶颈，学者和政府都寄望于内源经济、民营企业的时候，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却对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等提不起太大的兴趣。“像我们这样的小老板，学历不高，又无背景，对社会变迁更是无法把握。”在记者走访的多名老板中，他们都坚称自己为“小老百姓”，在拥有了足够几代人享用的财富之后，在产业需要升级，事业面临瓶颈，又自觉对社会的走势无法把握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把孩子送到国外，或者干脆将几十年积累的资本悄然转移，选择移民。

　　本该充满活力的草根老板们，在社会转型面前犹豫起来。他们的犹豫，不能不说是广东转型艰难的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数量庞大的本土草根商人，才是政府和工人们的衣食父母，政府的税收，工人的工资，都依赖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工厂。

　　如何激发作为主角的草根商人“升级事业”的愿望，如何构建一个公平有效的游戏规则，不仅是工人待遇提高的根本，也是广东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

　　“升级”或者“被清理”？

　　10月30日，刚刚结束的第96届广交会上，珠三角大大小小各类加工厂的老板们，再次满载而归，他们用收获的大批订单反驳了学者们先前预言的衰退。虽然仍有专家警告：这不过是“回光返照”。但对老板们来说，订单就是一切，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仍然和之前的20多年一样，用廉价的工资招集大批的工人完成订单，获取不菲的利润。

　　这种模式让决策者和学者们忧心忡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丁力说，连续出现的

　　反映在现实层面，最近的一则消息说，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万亿的省份相继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数据表明，在这个万亿省俱乐部中，去年排位第三的山东省继续在经济总量增长中领跑。被誉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广东，2005年上半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仅为17.1%，同比回落6个百分点，广东首次把工业全国第一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山东。甚至有人预测，到2006年底，连经济总量的位置也要让给劳动力成本更低，资源更充裕的山东。

　　面对所谓的“广东危机”，专家们给出的药方是：自主创新，产业升级。遍布珠三角的加工厂成了最需要改造的对象，他们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是政府眼里的“香饽饽”了。

　　深圳工业园里那些搞IT、做医药的高新企业才是“新宠”，华为成了广东企业的代表。但对于广东逾千万民工来说，那些看起来并不高级的加工厂，才是最真实的“广东老板”，他们的工资能不能提高，明年还来不来打工，取决于这些企业明年会怎样，会不会搬走，会不会倒闭？

　　对于这些加工厂来说，20多年来，利润一直是靠规模产生的，在被利润率卡死的前提下，提高工人待遇从来都是一句空话，所以才会有“GDP增长几十倍，老板们积攒下巨额财富，而珠三角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68元”这样看起来非常血泪的现实。

　　而实际上，随着竞争的加剧、利润的降低，不择手段压榨工人的老板层出不穷，在资本追利的本性面前，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最近的例子是在经历连续4天的加班之后，30岁的四川籍女工何春梅，突然陷入昏迷，继而死在医院抢救室里。

　　广东老板和遍布珠三角的各类加工厂再次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各种带着敌意和仇恨的言论，汹涌而来。这也就从本质上伤害了“和谐社会”，政府不会也不敢坐视不理。于是，“被清理”或“升级”成了这些加工厂面临的选择。

　　一个草根老板的近忧和远虑

　　一直以来，“广东老板”代言的是“富有”，但现在似乎正在向“血泪”转变。对此，他们鲜有发言，但并不代表毫不介意。

　　冼茂忠对此就非常介意。这个45岁的男人，一直为自己“广东老板”的标签而自豪。1991年来到广东南海，从打工开始，到现在拥有自己的一家电器公司，外人估算，他的资产已经过亿，但他不置可否，对自己的财富颇为保密，“我们这个阶层的人大都如此”。他只说，自己刚花了2000多万把厂搬到现在的地方，电磁炉的年产量达到600万台，在国内同行业已少有对手，产品20%销往国外。

　　“我只是个小老百姓而已，没什么背景。”在冼茂忠的概念里，自己白手起家，到现在依然毫无背景，始终只能算个小老百姓。面对我们抛出的“产业升级，广东转型，民工荒”等问题，冼茂忠的第一句话是：“哪有你们认为的那么严重！这些问题根本算不上问题。”

　　的确，对于冼茂忠来说，相比20年前白手起家的艰难，这些问题只是小儿科。他说，自己是做工程设计出身的，这么多年在一线的摸爬滚打，他很清楚，产业升级的力量该往何处使。他的电磁炉已经申请数项专利，在全球同类产品中早已小有名气，这些专利都是他组织工程人员攻克的。

　　但是，冼茂忠并不否认“事业确实面临瓶颈”，究竟何去何从，是这两年他考虑最多的问题。他不愿意投入更多资金搞研发，他选择的是风险相对较小的“营销升级”：在媒体上大做广告，甚至他的手机铃声都是自己产品的广告语。文化并不高的冼茂忠说：“这些都是跟别人学来的。”

　　与他同处佛山的凤铝铝业，坚持在凤凰卫视上长年高价做品牌广告，还有志高、美的等电器企业同样选择在宣传、包装上巨额投入，而产品核心技术却鲜有突破，几乎全部掌握在日本和韩国人手中。

　　在这些明星企业成功经验的刺激下，珠三角众多的中小企业学得很快，宣传、包装、策划推广等一系列操作流程无师自通，已经具有了相当水准。而面对更为迫切的技术升级，却很少有企业有同样高的热情。

　　“缺乏安全感，我心里没底，所以，不想做这些长线的投入！” 冼茂忠分析说，“营销升级”的效益很快就能看到，但技术升级意味着大笔的研发投入，是否能见效却很难说。“而且，我的产品除了国内，大多销往东南亚，他们的要求并不高。”

　　如果说这是近忧，那“怕死”则是冼茂忠的远虑。他坦承：人一有钱，就会变得怕死，怕失败，怕失去目前拥有的一切。所以，对于报纸上老板被劫杀的新闻，他最敏感，其次，就是各个场合听到的“仇富”言论。

　　2004年底，广东佛山，一起老板遭劫杀的恶性案件曾在全城传得沸沸扬扬。富商高某开着价值130多万元的

　　案件破获后，老板的朋友们在派出所看到价值百万余的宝马车时，不禁潸然泪下。“这种事带来的心理阴影，是无法估量的。”一名南海老板感慨。

　　“赚这么多钱干吗？10亿和100亿，对我来说有什么区别？企业还要大规模扩张吗？”在珠三角，不少老板们的茶桌上，这样的感慨已经颇为流行。20多年来埋头赚钱、不问时事的风气悄然生变，在社会的转型中，身价不菲的老板们不再动力十足，或者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的产业，或者干脆移民国外，“希望子女安身立命于更安逸和健康的国家”。

　　产业升级需要高水平游戏规则

　　与暴力和偶然交织的“劫杀案”相比，更能持续刺激老板们神经的，是网络、报纸、电视等公共场合汹涌而来的“仇富”论调。

　　冼茂忠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在北京参加一个民营经济研讨会时的集体照，照片上有人大副委员长等高官，以及众多教授、专家。但是对于那次会议，他的感受并不愉快，有些教授高高在上，开口闭口总不忘抨击我们，好像广东的发展，我们这类人的财富，都是靠剥削工人的血汗得来的。

　　“平时的报纸就更不用说了，仇富的论调比比皆是，几乎把我们说成了万恶的资本家！”谈起这个话题，冼茂忠就滔滔不绝：“我们这些人摸爬滚打，现在混出人样了，可是当年跟我们一样的那些人，有多少倾家荡产的，有多少失败的，他们都没有看到。政策的不稳定也是一个因素，像我们这样没有背景的小老板，谁愿意去冒险呢？”他说，在他的圈子里，这些问题谈论最多。现实的危机，道义上的抨击，让这些创造辉煌的草根老板们无法再像当年那样，被简单的财富渴望所充满。

　　当掌握着大量社会财富的群体，失去发展动力，由于担心自己的命运而开始动摇时，产业升级成了政府部门自弹自唱的游戏，社会转型的艰难便可想而知。

　　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做百年企业，超越日本、韩国，那些宏大的口号，在这些本该最具有创造精神，也最具有创造条件的企业家层面，并没有深入人心，即使他们都把这些口号写进企业的宣传手册，其中很多也是出于宣传需要和营销目的，或者是为了获得政府提供的优惠待遇。

　　在他们看来，从经济意义上讲，广东的产业升级根本不算个大问题。所谓的民工荒，所谓的自主创新，GDP被山东超越，被长三角落下，与老板们心态的深刻变化相比，只能算是技术问题。

　　1978年，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相对封闭转到对外开放，这种惊天大转型的困难和挑战，使得邓小平要用“杀出一条血路”这些词句来激励广东人。这帮白手起家的草根老板面临的状况，比今天不知道恶劣多少倍，中央政府只不过是给广东开了一个小口，结果，20年的时间，他们就打出了一番天地。

　　冼茂忠一直对广东商人的品格和能力相当自信，虽然有很多顾虑，但他说，目前还没有考虑移民，花了2000多万把工厂搬到现在的地方，他扎实地想把自己的事业维持下去。新的厂房上，不爱张扬的冼茂忠让人写上：全球最大的电磁炉生产基地之一。他们并不是没有野心，广东商人的创造和打拼精神没有丧失。

　　当这个群体看到了长久的安稳，他们的后代中，“二世祖”少了，移民者回来了，稳定的工商业传统，会让财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随着一代又一代老板们素质的提高，资本自然会趋利避害，扩大规模还是提高品质，会得到科学的选择，我们现在看来颇为艰难的转型问题，在市场的自然发育中也就不再是问题。

　　今天，靠制度巨变和机遇博取财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广东乃至中国需要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来支持自己的进步，而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必然需要与其匹配的更高水平的游戏规则来支持。广东所面临的产业升级，本质是一个制度层面的政治问题，政府需要做的，只是需要重新考量当今的现实，建立并维护一套让财富增值并公平流转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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