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章敬平
WTO香港部长峰会上，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多国多种族的农民，依据民主的规则，在香港扛着“人肉汉堡”，质问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你们能快意地享用么？表现殊为激烈的韩国农民，则以跳海、抢盾牌、肢体冲突的抗议方式，发泄他们对欧美国家以高补贴损害他们短期利益的愤怒。且不论“韩农”反对发达国家、反对WTO的诉求是否偏激，是否不合
理，他们替自己说话，他们代表没有到场的更多农民表达立场的态度，给大陆前往香港的记者们以深深震撼，也促使我们重新考量中国农民在WTO平台上的代言机制。
2005年12月14日上午，第六次WTO部长会议开讲的第二天，商务部长薄熙来替 7.4 亿中国农民说了话。他说他们去年人均GDP只有1200美元。过去20余年，尽管中国政府费尽移山心力，使两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但中国还有近两亿人处于世界银行日均1美元的标准之下。据此，他要求不含水分地予中国这个新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尽管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农民哭穷，但我们的商务部长能在140多位他国部长面前，坦陈中国农民的困苦，吁请发达国家瞩目中国农民的生计，还是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部长的诚实，中国的进步。
但我们还是觉得遗憾。作为一个利益受损的集团，人数如此众多的中国农民，只能仰仗商务部一个代言渠道。我们认为，在以农业谈判为关键的WTO多边贸易谈判中，中国的农民给发达国家施加压力的途径，还应该更多。
农民自己就应该是一支替自己代言的力量。香港会议上，我们看到非洲一些穷国的部长们，穿上“棉服”吸引记者们的眼球，希望媒体同情非洲棉农在发达国家农业高补贴之下的“痛”。中国的棉农何尝不痛？与会的农业部高级官员说，美国每年予25000棉农30亿美金的补贴，相当于一股劲风，把美国密西西比河的棉花价格“吹”低，让它们从北美洲飘到中国，“吹”走了比美国多184倍的中国棉农的幸福生活。依据非政府组织乐施会的报告，美国对棉农居高不下的补贴，还“吹”走了中国72万棉农的饭碗。中国的棉农在不平衡的贸易中受苦了，为什么不能向韩国、印度的农民一样，去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去香港特区政府划定的区域，和平地向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代表发出抗议的声音？
还应该有真正的NGO代表，替中国大陆农民游说。我们发现，NGO代表在会场有专门的区域，供他们听取政府官员的演讲。香港峰会上，我们只看到北京和上海两家NGO组织零星的几个代表出现在会场，他们是自己在WTO的网站上注册后赶到的。他们说起来是NGO，事实上是学术研究机构，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张扬中国大陆农民的诉求。他们比农民更清楚地知道，香港峰会前，美国允诺可将农业补贴减少60%，但是欧盟要减少85%才行。欧盟做出回应说，它可以减少46%，但有8%的商品例外。依美国的计算方式，欧盟最多只减少39%，照巴西的算法，欧盟只减少34%。把底线都突破了。他们懂得，却不能像其他国家的NGO那样，为农民到会场上散发传单，更不用说在游行幕后为他们出谋划策，或者就直接用反对的呼喊压倒世贸总干事的声音。
从事农产品加工工业的企业家，也没有到场为中国的农民呼吁改变不公平的农业贸易环境。四年前，中国入世时承诺，降低农产品的关税，迄今降低了将近30个百分点，当下只有15.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薄熙来在香港会议上对与会代表说，WTO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个成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作出如此巨大的削减。一位前商务部官员打了一个话糙理不糙的比方说，中国在农业谈判上，像个被扒光的女人，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依据规则扒光对方的衣服，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企业家如果在场，就会运用合法的方式，制止欧盟和美国互相扯皮拖延不肯削减农业补贴的“酷行”，逼欧盟和美国就范，扭转发展中国家的劣势。这样做，图的不单单是农民的尊严，还有他们的生存权。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涉农企业家，冲着香港会议为农民而来。
据一位中国资深WTO谈判专家说，国外的代表团往往有官员、NGO、企业家和顾问组成，尽管坐到谈判桌上的是政府官员，支配他们的还有后三种人。我们当然不认为，他们真的和大陆农民代表一起来了，会改变自由贸易的进程，会立即改写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利益失衡，但我们相信，他们会让发达国家变得清醒，尽管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权利，不能以人数的多少来衡量，我们依然毫不怀疑地坚信，如果7亿多农民在WTO有完善的代言机制表达机制，薄熙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声音，一定更有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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