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香港会议争论中国是否充当发展中国家领导者

　　本报首席记者 章敬平 记者 申兴 何谦 香港报道

　　2005年12月14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这里发表了当天上午时间最长的演讲。这位来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部长辞锋锐利，他不仅替“13亿中国人民”说了“几句话”，还为发展中国家代言，“坚决反对”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分类对待，并呼吁发达国家“切实给予中国等新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

　　这或许是中国在WTO部长会议上最高调的一次亮相。香港峰会上，韩国农民跳海、抢盾牌、抗议世贸的声音，并未遮蔽围绕中国的争议：在WTO多边贸易谈判中，中国要不要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

　　“二年级学生”嗓门大了

　　5分钟的演讲时间，薄熙来把它变成了10分36秒。之后他被围堵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一个演讲厅。媒体事先预料的在随从簇拥下急速离开的场景没有出现。半个多小时里，这位比围堵他的记者们高出一个头的“美男子”，仔细辨听着七嘴八舌的提问，很配合地一一作答。

　　一位从多哈追踪到坎昆再采访到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士惊喜地说，薄熙来的态度出人意表。

　　5年来，中国代表团在WTO的舞台上，一直以低调示人。在2001年的多哈会议上，香港代表团团长忙得不亦乐乎，龙永图却游泳去了。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了WTO。两年后的坎昆会议，中国已是WTO大学堂“一年级新生”，彼时的商务部部长吕福源面对各国记者，差不多“一声不吭”。看别国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此起彼伏，就是不见中国代表团的动静。末了，仅仅是中国驻WTO大使孙振宇召集前往的大陆和香港媒体，小范围地答了一回记者问。

　　这一回，中国这个“二年级学生”的嗓门明显大了。7月，她积极倡议在大连开了一个小型部长会议，中方官员会前和WTO官员磋商甚多，会议期间与10余国部长有针对性地磋商到深夜。薄熙来特地与美国、欧盟的贸易代表“煲”了一通电话粥。香港峰会上，商务部世界贸易司副司长史苗苗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参与WTO谈判的态度很积极，并参与了三次易稿的香港宣言草案的拟定。与会的另外一位商务部官员称，未来两天，商务部或会派出一位副部长接受记者的访问，陈述中国立场。

　　香港峰会上的“中国风”

　　即使没有薄熙来的高调，香港峰会上的中国因素也是举足轻重。

　　虽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Richard Baum，评价中国是WTO好公民，但香港峰会的第二天，却有外电报道称，美国与欧盟代表抨击中国没有完全遵循WTO的原则，欧盟则呼吁中国进一步对欧洲汽车业开放，否则将端起法律武器。

　　当天下午2点，非政府组织NBG WORD GROWTH的主席Alan Oxley，在薄熙来宣称中国“减让不含水分”的演讲结束后不足三小时，邀集新闻界和与会代表、NGO代表，讨论“中国应是世贸最重要议题”。这位前澳大利亚派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领事说，WTO生死悬于一线，不在于农产品协议是否达致共识，而在于中国是否走上自由市场之路。

　　Alan Oxley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过去惟其他发展中大国马首是瞻的发展中国家，正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希望中国做他们的领导者，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追随的发展中大国，其实一直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们。

　　曾担任GATT理事长的Alan Oxley确定，多数发展中国家看重中国。这个头发花白的欧洲老头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已由四年前的第九位的进口国第十位的出口国，跃升为“两项第三”，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怠慢她。

　　与会的NGO代表接受本报访问时补充道，且不论中国在WTO中“一国四席”的特殊地位，中国是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东道国，中国去跟美国和欧洲谈，他们会更耐心地倾听。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也在香港峰会上毫不讳言地支持中国的新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印度《经济时报》援引印度商工部长纳特的一份声明说，印度对中国的支持是发展中国家结盟对付发达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美国也对中国在香港峰会上有所期待。11月中旬，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访问北京时，曾请中国劝说欧盟减少农业关税。《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不愿意在世贸谈判中充当领袖的中国婉拒了波特曼。

　　抱定“不当领导者”立场

　　“自己跟自己纵向比，积极多了，跟印度、巴西等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横向比，我们还是比较低调的。”以NGO身份与会的武汉大学WTO学院院长余敏友教授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领头，但中国似乎不是很乐意。”

　　观摩香港峰会的WTO香港专家认为，中国在香港部长会议开幕前后的表现，更多的是一个中间人，而非发展中国家在WTO峰会上的领导者。她在诸多层面的努力，都是在尽“半个东道主”的责任。前商务部条法司司长张玉卿说：“如果香港部长会议成功，香港光彩，中国自然也光荣。”

　　张玉卿在WTO舞台上为中国打拼多年。他对本报记者说：“中国不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是对的。中国就应该做中间人，尽量撮合多哈谈判的成功。我们要谨慎地促成成果，而不能把自己变成领导发展中国家抗击发达国家的反对者。要知道，中国的利益在多边，不在双边，假如多哈谈判拖延十年谈不成，对谁有好处？受伤的还不是发展中国家!”

　　“再说了，中国要担任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有堪以担当重任的人才吗？”张玉卿说，“你到WTO会场上看看，印度等国家中在那里挥斥方遒的，多数可是职业外交官啦。”

　　WTO前秘书处顾问、香港大学WTO研究专家高树超说，中国大陆的研究队伍看上去浩浩荡荡，出的书汗牛充栋，可真要和发达国家的专家顾问过招，明显处于劣势。当下，WTO上诉机构有7位专家，印度、巴西、阿根廷都有，中国呢，还不晓得到哪一天才会有。

　　高说，中国入世时间短，还是个学生，谈判经验不足。虽然打了几场官司，但尚处于学习阶段。中国入世第一案，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中国确实打赢了，但别忘了，我们是搭了欧盟和日本等国的“便车”，加入集体诉讼才赢的。

　　中国不做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益分歧。高树超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回头想想，在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哪些国家和中国最后签订入世协议书，对中国要价最狠呢？就是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它同北美有自由贸易协定，产品可以以优惠的价格进入北美，而中国进入WTO后，商品可以长驱直入的进入美国，墨西哥自然不愿意。

　　高树超还认为，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是伙伴而是竞争对手。由于大家在国际市场上拼的都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所以相互矛盾多。2004年，纺织品及成衣协议本应对中国失效，取消纺织品设限，可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呼吁延长该协议，担心中国的纺织品大举攻入，断了他们的活路。去年春，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的纺织品行业组织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WTO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继续实行配额管理，直到2007年底。短短3个月，有45个国家的90多个专业组织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宣言》的签名。

　　过去，动辄亮出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这个“两反一保”之“剑”的多数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当下舞剑最为频繁的前10位的国家，却是印度、南非和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去年底，土耳其政府以“市场扰乱”为由，对中国42类纺织品实施保障措施。

　　也正因为如此，有WTO学者断言，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中国应该做个撮合者。一方面，中国有发展中国家的特质，产业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整体水平比较低；另一方面又有发达国家的特点，是第三个贸易大国。所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做中间人蛮合适的。”

　　当仁不让？

　　一位出席过坎昆峰会的香港WTO专家，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20国集团中的举动甚为不满：“上次坎昆会议，中国让巴西当了发言人，这次香港会议，竟又将发言人地位拱手让人!”

　　中国应该在香港峰会上，进入发展中国家WTO首席谈判代表的角色，当仁不让地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持此观点的人士也为数不少。他们宣称，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这是中国无路可退的历史的选择。

　　12月16日，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邀请欧盟议员，以及中、日、韩等国的WTO专家，研讨WTO法律。午餐上，张玉卿与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的王贵国教授，面对面地争论起来，后者反问前者：“中国为什么不做领导者？中国2001年入世的条件就比1995年合适？你不上火线，什么时候条件才能完备？”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说，无论是农业、服务业，还是知识产权，抑或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诸多谈判议题上，共识多于分歧。他反对中国退回到双边谈判的老路上去，尽管它或许会带来短期利益。中国要想赢得未来，就须融入多边谈判的自由贸易。

　　王贵国觉得中国不做领导者，是“出头的椽子先烂”的旧思维在作祟。阐述中国要当领导者的理由，王贵国对本报记者谈到两个“感”：

　　中国要有历史使命感。自1970年代，邓小平宣布三个世界的划分以来，中国一直把自己当作第三世界的朋友。既然中国刚刚答应对穷国采取零关税政策，既然薄熙来在香港峰会上说，中国免除了“去年年底之前重债穷国的债务”，我们为什么不在WTO谈判中自觉走到发展中国家前列呢。

　　中国要有大国责任感。我们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经济贸易大国，在WTO谈判上，要挺身而出，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确实和发展中国家有矛盾，有矛盾就不能当头？美国是全世界的头，有多少国家在反对他!与其幕后做中间人，不如站出来。

　　王贵国说，中国当发展中国家领导者，不在未来，而在当下。香港峰会是中国当领导者的最好时机。多哈回合在农业问题上制造了一个拐点，给中国一个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机会，大家都在等着你，欧美在找你出头，发展中国家也在盼望你出头，一个造英雄的时势就摆在我们面前，还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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