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最根本的发展

　　□黄卧云

　　虽然在发展的概念中，经济始终是核心内容之一，它却不是政府直接管理的事务。经济增长对于经济人和政府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对经济人而言，增长意味着把更多的劳动、资金和更新的技术投入生产，以获得更大的产出，从而促进一国经济的繁荣；对政府来说，经济增长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所有的经济人获得更大的产出，使他们更乐意投入更

多的劳动、资金，尤其是更加积极地从事技术创新活动。

　　一个竞争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制度，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唯一途径。

　　如果说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对公共利益作出了贡献，那么政府则是通过追求公共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它的正确理解只能是这样的：即政府把建设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作为其中心任务。

　　落败者的意义

　　市场经济制度是最富有效率的制度，在今天它已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这一信念由于苏联失败和冷战结束而大为加强。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市场经济又普遍存在片面认识，把它仅仅当作一项经济制度对待。

　　正像社会主义既是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也是指与国有化生产方式相应的政治组织方式，市场经济也有它相应的政府形式，即法治政府。经济与政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进行的半个世纪的冷战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一方是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一方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统制经济和集权制度，它们都力争通过显示经济上的成功证明各自制度的优越性。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在严厉的政治控制下奇迹般地崛起，使西方国家感到了极大压力。压力不但是军事上的，也是制度上的。在欧洲，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从第一次

　　苏联瓦解对世界的意义是，人们放弃了对统制经济模式的幻想。更早以前，对纳粹的经济控制政策的反思就促使一批德国学者去深入探究市场经济的要义，他们发现经济社会存在着与政治社会性质相同的宪法，人们的种种经济活动是由经济宪法调节的，政府有干预经济的权力，但没有自由干预的权力。

　　发展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约束政府行为对于维护市场经济就像对于维护政治民主一样是绝对必要的。发展与法治不可分割，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宪法实际上就存在于政治宪法之中。市场经济秩序与法律秩序是同一种秩序，即自由、平等的秩序。自由和平等的市场竞争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框架作保证，它把一切个人与集团的特权要求摒弃在市场之外。

　　宪政体系包括选举制度、权力分立与制衡等，对公民自由和权利形成了有效保护，也同样是对公民在经济活动中所享自由和权利的保护。一个守法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公民基本权利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侵害，它维护健全的经济体系的职责，与它在政治领域中维护宪法秩序的职责是完全一致的。

　　不难理解，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法治国家。20世纪中，凡是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方，都率先确立了民主法治制度，德国和日本是这样，后来的俄罗斯等国也是这样。没有建立起宪政的地方，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不存在。

　　法治缺失的市场

　　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它全面地模仿了苏联制度，在苏联解体后，它开始转向市场经济。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政治上没有确立起法治的情况下蹒跚上路的，缺少市场经济成长所需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如受约束的政府权力，受保障的公民权利，充分竞争的环境，资源的自由流动。由于许多关键的社会资源仍然控制在权力手中，权力得以活跃地进入市场参加交易和分配，致使不能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生产者不能通过自由竞争获得相关资源，市场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由它孕育产生的官煤勾结既不是第一个例子，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例子。

　　没有法律保障的市场必然要受到腐败的严重侵蚀，它不是鼓励人们诚实竞争和创新，而是教唆人们行贿和受贿，不择手段地向权力投资。也许更加严重的是，它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进而腐化了社会，因为正是那些价值观念指导着人们的行动。

　　官位崇拜，有人称之为所有类型的崇拜中最恶劣的一种，它虽然历史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一个显著的现象，但目前却变本加厉，这与当前社会对权力腐败持越来越严厉的批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

　　对财富的崇拜，只要辅之以适当引导，它是一种健康的情绪，是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有益因素；对官位的崇拜显露的则是人心中阴暗的一面，从任何方面看，它都不是激励创造的因素，人们心仪权位，甚至花大价钱买官做，看中的是它坐收暴利的机会。

　　不存在所谓“坏的市场经济”，只存在坏的市场，如同不存在“坏的法治”，只存在坏的法律。官本位社会阻碍了健康市场的形成，不可能哺育出市场经济。官本位首先指一种制度，以官为本的制度，然后才是一种意识。它强烈地倾向于把一切有价值的社会目标都置于权力的脚下。

　　没有人会认为，政府把建设法治制度作为主要目标就要求官员亲自审案。政府把发展经济和科技作为首要任务，与官员直接插手经济和科技管理也是两回事。在一个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社会，并不是只有官员才能完成一切最重要的社会任务，知识和智慧分散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官员不是法官，也不精通法律，官员也不是企业家、科学家，经营和研究并非他们的长处。审案不是他们该做的事，抓经济建设、审批科研项目也不是官员的职责。

　　制度发展是最根本的发展

　　经济不是一个单独运行的系统，以为经济有一个体制，政治和法律是另外一个体制，是把不可分割的事务人为地强行分割。认为官员改变片面追求GDP的观念和做法就能带来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仍然肯定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事务的模式，它假定发展是纯粹的技术问题，没有制度内容，或者假定政治制度是外在于经济的另外一个问题。

　　发展经济而不进行政治改革的做法不是像当初预想的那样，经济增长由于使人们获得心满意足的物质生活，政治不民主引起的社会问题从而自动消解。相反，它造成了一些更复杂的政治问题，如腐败问题，公平问题，同时又使另一些政治问题更突出了，如公民对自身的基本权利产生了更强烈的要求。

　　公平问题不是富人造成的，也不仅仅表现为贫富差距。公平问题的本质是公民没有得到他们本应得到的权利，而国家权力机构以及其中的个人又获得了本不应该有的权力和利益。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与他们的弱势权利有密切关系。

　　缺少法治框架情况下的经济运行产生最大的经济问题是，由于不能形成自由的竞争市场，社会和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低下，经济发展的源泉逐步枯竭。缺乏先进科学技术支撑的经济，只能通过资源消耗的方式，用得不偿失和不计后果的办法获取眼前的增长，完全依赖外国技术的中国汽车工业——与韩国在短短20年内成为汽车出口大国形成鲜明对比——是它的一个缩影。

　　官场从来不是给社会贡献伟大思想和创造的地方。人们的创造力只能来自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市场和思想市场。一个民族的活力取决于这两个市场的开放程度。一切富有创造性的思想都是自由讨论和自由探索的成果，在主人严密监视下的奴隶不可能有发明和创新。

　　大力提倡科技固然十分容易，但不能靠它取得科技进步。“五四”运动高张科学大旗，至今有近百年了，仍然没有带来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原因是清楚的，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这个社会是把自由权和公民权付予国民的社会。发展的实现，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说，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主体地位。

　　一切发展中最根本的发展是制度的发展，因为制度发展拓展了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促成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发展就是它的制度进步的结果，它经历了宗教改革、城市自治、法治上的发展和民主的确立，公民的自由权和财产权得到了保障。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的政府从过去作为不干涉公民自由的守夜人，转向积极用法律保护公民权利，扩大公民享有权利的范围，公民除了传统上拥有的权利外，还拥有工作权、工作报酬权，有免于疾病、贫困、失业之权，有受教育的权利，政府保障这些权利有利于保障个人自由。

　　发展是政府的中心任务，这没有什么争议；政府对本国发展所负有的义务，就是发展它的制度，为经济和其他社会事务的快速发展扫除制度障碍，而不是别的什么，这也不应该有什么争议。为经济和科技发展建立一套良好的制度体系，是政府追求经济目标和国家利益唯一要重视的事情。

　　政府如果把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就指明了它必定把改革以官为本的制度和建立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民主法治制度作为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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