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清波
关于设立受贿案件诱惑侦查制度,建议者言之凿凿，说诱惑侦查又叫“警察圈套”，是美英德等西方国家采用的侦查
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无明确规定，但随着腐败犯罪的发展，传统侦查手段已不能有力打击犯罪，因此，为了更好地反腐
败，似乎很有设立这种受贿案件诱惑侦查制度的必要。然而，实际上，受贿案件诱惑侦查制度绝不可行。
首先，这一制度如能设立，则要付出的代价太大。这个代价，就是对法治尊严的亵渎。显然，让检察官等执法者去参
与行贿，尽管是为着取证执法的目的，但客观上这是一种“执法者犯法”的行为，是在陷检察官本身于违法的境地。检察官作
为执法者，明明知道某位身居官位的公民有索贿犯罪的倾向，却不积极制止，教育其遵纪守法，反而伙同其他的人来帮助其完
成索贿受贿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客观上这也是陷公民于违法的境地。可见，这样一种制度执行的结果将是客观上将执法者和公
民双双陷入违法犯罪的境地，因此是不可取的。
从根本上来讲，这样一种制度违背了法治精神。法治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运用法律去惩治那些违法犯罪的人，而是要
运用法律去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防止公民产生违法犯罪的举动。预防违法犯罪才是法律的根本宗旨，惩治本质上只是实现这一
宗旨的手段，而且只是手段之一，并非是唯一的手段。因为，除此以外，为了防止公民违法犯罪，执法者还可以采取的手段有
教育、警告、监督、约束等多种措施，并且就对公民的权益和社会的公益来说，这些措施能够将违法犯罪的损失降低到最少，
它可以使公民免于受到惩罚，使社会免于遭到损失，使法律免于遭到侵犯，所以应该是比惩治更优先采用的手段。因此，当检
察官等执法者发现任何公民有犯罪嫌疑或者倾向，首要的任务都是应该想方设法，运用教育、警告、监督、约束等手段去予以
制止，防止公民违法犯罪，使公民免于受到惩罚，而不是反而去帮助公民实施违法犯罪以取证对公民进行惩罚。任何情况下，
对公民进行侦查起诉、依法给予惩罚，都只能是在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无可挽回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采取的补救措施。所以
，在公民仅仅有索贿行贿的违法犯罪倾向、而尚未真正实施违法犯罪的时候，检察官以“诱惑侦查”，去参与和帮助其完成这
一违法犯罪行为，是非常不恰当的。事实上，这既亵渎了法治的精神，也损害了公民本来的正当权益。
这种“诱惑侦查”制度，堪称“潘多拉之盒”，一旦打开，就会给某些本身就缺乏正义感的执法者滥用职权、徇私枉
法提供便利。因为，这种制度尽管是打着“反腐败”、“更好地侦查取证”的名义，但其实是给执法者犯法打开了一个口子，
是在给法制大坝上钻眼，所以风险极大，代价极大，绝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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