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志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我国监狱目前关于在押罪犯“人文化管理”、“人性化关怀”的举动不少，除团聚同居外，还有罪犯结婚问题、探视问题、饮食问题、捐赠问题等等，应当说在实践中是受到欢迎的，但因理论上没有共识，常常成为学者们“困惑”的问题。
我国传统的狱制思想(西方启蒙时代结束以前也大致一样)，监狱就是“肃威立敬”的，关押的都是“宵小之徒”，奉行重刑主义理念。
从这个角度出发，任何对罪犯的“关怀”都是“人性化”的，都是可能招来批评的。
而按照现代刑罚观念，流刑、肉刑废除了，死刑也要废除。监狱的惩罚就是对犯罪人自由的剥夺，即我们说的自由刑，除人身行动自由权以外的权利，都是自由刑所不能剥夺的权利。这种认识的背景是社会对犯罪、对罪犯认识的加深。犯罪并不是完全个人主观理性的原因，有众多的社会背景，人人都希望幸福地生活着，罪犯也一样，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罪犯本身也是受害者。从这个角度，对罪犯的“关怀”就会理解成是归还其不当剥夺的必然。
监狱管理的特殊性在于，监狱与罪犯的法律关系首先是刑事法律关系，但狱政管理的运作，其实又脱不了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因此，在刑事法律关系里如何运作行政法律关系，考验监狱人的法律素养和智慧；如何看待这种运作，则检测着看待者的法律价值判断。目前在学界和监狱实践界一般认为，一，不能把任何人作为工具，故而不宜把罪犯当作警戒别人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因此认为“严格”而不让罪犯团聚同居是不合法理的；二，罪犯行为能力的不存在不表明权利能力的丧失，不能团聚同居不等于不可以团聚同居；三，所谓“人文化”、“人性化”如果真是“人文”“人性”的，那就应当是尊重罪犯作为主体人的必然而不是外界赐予的。
所以，关于对以罪犯团聚同居为代表的一些“人性化”举措的争论，我们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问题，而是狱政管理秩序本位向权利本位转换的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或许20年后将不会有这个问题。有的只是法律观念的冲突，观念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这种观念冲突又表明了我们的现代社会还有法律工具主义存在———运用现代法治的理论逻辑，却忘记了现代法律权利保障的最高宗旨，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