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写作自述:潘家园旧书摊与历史写作

　　《帝国政界往事》写作自述

　　李亚平

　　一

　　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到北京潘家园旧书摊去淘旧书。时间久了，发现有两类书时常以一两元钱人民币一本的价钱在那里被甩卖；甩卖者呐喊得很热闹，却少有问津者，估计其不久后的归宿只能是造纸厂的纸浆池了：

　　一类是成堆的新书。这些书包装漂亮，用纸考究，印制精美，时常起了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且成批、成套、成系列、成大全，且不乏以我国文史界名人名家为号召，内容则大体上是所谓“攒”——意即由写手们抄来抄去东拼西凑起来的；据说，这类书的策划和制造者们所瞄准的并非读书人口袋里那不多的钞票，而是那些不读书却有钱的各级官员和各类大款们，供他们摆在硕大的客厅或办公室豪华书柜里，以示品味的。于是，书商们得到了钱，摆书者得到了品味，剩余的就来到了潘家园旧书摊；

　　另一类则新旧杂陈，细细看去，常令人生发触目惊心之感慨。原因是：里面聚集了大量我国史学界的名人名著和教科书。翻开来再看，就会发现，从史实的选取，到史识的应用，如教师爷一般，充满了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不容置疑的结论，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用毛主席的话说，真正是语言干瘪，面目可憎，的确称得上不忍卒读。由此明白了这些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而另一类历史读物，老几代的如王国维、陈寅恪、费正清、史景迁、黄仁宇、唐德刚的著作，新一代的如李零、吴思、茅海建、张鸣、于涛等人的作品，在那里则全无踪影。数年间，我在潘家园细细搜寻，于此基本没有斩获。和摊主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其基本货源，以废品回收站和在居民小区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为主。由此可知，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其间，让人无法不产生时代演进之沧桑感慨。读书、写书、出书者实在不可不察。

　　我体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今天的生活是历史的延续；其二则说今日的人们应该用更新、更符合当代人类智慧发展水平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只有这样，以往发生的一切对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借鉴意义。或者换句话说，如此，历史才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智慧。

　　这就要求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必须忠实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从真实的、活生生的史实出发去描述与理解历史，而不是用固有的概念和理论去图解历史。那种不由分说地愣把史实往概念中生搬硬套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就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高大全”式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太可能会有生命力。

　　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二

　　曾经有人问一位西方的学问大家：如果让他在十个不同的时代和国家生活，他会怎样选择。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学问家第一志愿就是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北宋时代。我想，我同意这位大学者的选择。但要加一个限定词：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选择生活在北宋的仁宗年间。

　　写《帝国政界往事》的大宋篇时，和阅读宋史时的感受很像：大喜大悲，亦喜亦悲，由喜到悲。

　　这个朝代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与国际交往、城市建设与发展、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差不多都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当时最大的私立大学可能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宋代文化辉煌灿烂，所产生的历史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同样是在宋代，酿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飞；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坏蛋——秦桧；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靖康之耻，两代国家元首成为敌人的俘虏。还有许多许多。在我国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宋代又是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

　　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我理解，历史写作的任务，就是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真实是怎样的，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过去，我们读到了太多对上述问题的解释。至少在我看来，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解释中，有许多是虚假的伪历史。它们只会使人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愚蠢，越读越庸俗——如果你还能读得下去的话。这是我写作《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基本动机。

　　而阅读明史时的感觉，则特别不好。

　　翻开书来，不管是官修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那两百七十六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特别七扭八歪，想要看到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人物与故事，不是特别容易——

　　比如为王朝打下了大半个江山、最后吃皇帝赏赐的蒸鹅死掉的徐达；

　　比如刘伯温，在我国民间名气极大，简直是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却只能吃下毒药、肚子里长个大疙瘩、在辗转反侧中痛苦地死去；

　　那个天下公认的读书种子、满脑袋忠孝仁义的方孝儒，愣是被皇帝灭了十族；

　　在永乐皇帝朱棣的旨意下，不愿意顺从他的臣子们的妻子女儿，遭到了无休止的轮奸——只有最坏、最下流的流氓和恶棍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

　　比如于谦、袁崇焕惨烈的冤死；戚继光、张居正极度扭曲的生前身后；还有在监狱浸透鲜血的稻草堆中辗转挣扎的李贽……

　　就连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唐伯虎，国人似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位大才子点秋香的故事，人人都以为他活得多么潇洒惬意，殊不知此人装了一肚子的苦水；更不用说大画家徐渭徐文长一次又一次的自残了；

　　有明一代公认的大哲学家王阳明，不但生前活得闷闷不乐，郁闷已极，死后也不省心，家里家外的灰头土脸一地鸡毛；

　　那位受到广泛赞誉和崇敬的三宝太监，之所以要七下西洋，却原来主要是为了寻找那可能威胁了永乐爷皇位的前皇帝朱允 ！以至于后来的当国大臣，为了防止有人再从事这种差点导致国民经济崩溃的壮举，下令烧掉了郑和积累起来的所有航海资料；

　　而倭寇之乱之所以在嘉靖年间泛滥得几近不可收拾，却原来与明代皇家特别扯淡的朝贡贸易和主管官吏的贪赃枉法密切相关。等等。

　　整个大明王朝似乎根本就是为小人们设计的。难怪他们会一茬一茬、前赴后继地生长得无比茂盛。

　　宋代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找到源头；同样，明代发生的众多故事，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影子。这时，只有在意识到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才会深切地意识到：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不幸所在！

　　宋代发生的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则是儒家思想——帝国正统意识形态在南宋的朱熹手中宣告完成。从此，这套货色与帝国政治制度与传统扭搅在一起，对于中国人的头脑与心灵发生了重大影响。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写写朱熹？我说，我是想对朱熹说点什么，但每每想起，心中却更多的都是凄凉，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朱熹的自我感觉极好，他差不多是自以为已经穷尽了宇宙万物的终极真理了，举凡天、地、人。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上一个人文科学，到朱熹那儿算是到头了。不光朱熹自己这样觉着，后来几百年里的人们都是这么觉着；因此，他差不多可以和孔夫子、孟夫子两位老人家平起平坐了。可是，如果细细品读他的文章，不知别人的感觉如何，至少我本人，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存天理灭人欲之外，我真的看不出来他比前人究竟更多发现了哪些真理。然后就是，只要你不听他的招呼，你就是禽兽，就是乱臣贼子，就是人人得以诛之。以往帝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就是蛮横至此。这才真正可以问一句：这叫什么玩意儿？这还怎么可能是人的世界？

　　到了明代，读张居正的奏疏时，心里的滋味也是一言难尽。一个年近五十岁的首辅大臣，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了，诚惶诚恐地跪在一个十岁不到的小皇帝脚下涕泪交流，口口声声称小皇帝对自己是“恩若父子”；原因仅仅是小皇帝在张居正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搏杀之后，表扬了他一句：“先帝说你是忠臣。”

　　诸如此类之上佳表现，在中国以往的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文化名人那儿差不多都能看到。说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大缺陷，这就是理由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根本就是栽培白痴的文化。我肯定没有用今人之标准去苛求古人的意思。但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若连这种在帝王面前人如草芥一样的政治文化传统碰也不能碰一下的话，那才真正称得上一个下贱，就是一个真正的贱骨头！

　　我们民族中的精华人物尚且如此。其他不说也罢。

　　三

　　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到潘家园旧书摊。

　　从前年九月出版《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到去年十月出版《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至今已经一年多了。我心中最为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潘家园旧书摊上，看到我的书。为此，我愿努力。即便不能永远，至少要让它在那里出现得尽可能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