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用个性官员彰显体制空间的扩展

　　□曹林

　　各地的两会差不多都已在官员换届中画上了句号，因为个性官员仇和的高升，江苏省今年两会的“尾声”格外引人注目———坊间流行着这样的惊讶：仇和竟然当上副省长了！

　　一个有争议的市委书记，一个我行我素铁腕治市的个性官员，不仅能被体制容忍，还走上更高的副省长职位，这对公众印象中强调谨慎稳重、回避个性色彩的干部任免机制是一种突破。公众的惊讶表明，体制对官员个性的宽容度大大增加了，出乎了人们的意料。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两年前，与仇和一样个性十足的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因铁腕个性而成政治明星后，也在当年该省的两会中进入省领导行列，当选为山西省该届排名最末的政协副主席———那时候，没有人惊讶他“升官”了，而是惋惜他的“明升暗降”，惋惜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惋惜他的“不合群”。

　　类似的施政作风，不同的仕途际遇，表明体制的个性宽容度扩展了，对官员的价值评价日益多元，干部任免渐趋理性。

　　2005年也许可说是个性官员的政治舞台，从李金华到潘岳，从薄熙来到张保庆，从王岐山到李宪生，他们以自己的个性改变了中国官员的刻板形象，成为舆论热议的对象———不过，这些官员都是在一个既有的高官职位上展现自我的个性，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甚至只是在快退休时才“个性”的，并不能说明体制曾积极主动地赞赏他们的个性了。

　　只有展现自己的个性，并在体制中获得了认同，才是一种真正的宽容、积极的宽容———仇和的升官，恰恰体现了这种宽容。提升勇于展现自己个性的官员，既是一种认同，更是一种示范，只要执政为民，只要心中装着老百姓的利益，张扬个性一样可以得到晋升，在更宽阔的政治舞台更大的政治空间中展现自我。

　　改革正在过大关，这时候争论“个性官员靠个性还是靠体制支撑”、“个性官员靠不靠得住”、“个性官员会不会滋长人治”之类的问题是没有价值的，无论如何，大多数为舆论所关注的个性官员都是在真正干实事的人，是获得了民意支撑的人。个性，不是做秀炒作，更不是目无法纪自以为是，我们应将其理解为赤子之心，蕴含的应该是一种敢于负责的政治勇气、大公无私的政治正气和疾恶如仇的政治良心，敢于正视问题，敢于担当，并想办法解决。一个不敢负责的人，一个眼中只有政绩的人，一个对丑恶失去敏感的人，是不会轻易表达自己个性的。

　　其实，了解新中国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官员并不缺少个性，共和国历代领导人的个性就非常鲜明。不过被某一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生产的非正常化的流风余韵所及，政治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被曲解了，一些普通官员个性更多被共性所同化———过度的理性化甚至变成僵化，官员不敢表现个性，最大程度地与同僚保持共性成为普遍的官场潜规则，说话表情严肃中规中矩，这甚至成为考察干部的形象模板。施政个性被窒息了，创新也就被窒息了，平庸和不作为几乎成为普遍性的官场生态，循规蹈矩，无过便是功。要扫除这种官场积习，必须不拘一格降人才，多用一些有个性的官员，让他们的个性带动起官员活力。

　　作为个性官员中的典型，仇和的升官，表明当下的体制不仅能产生和容忍个性官员，还能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这是政治文明的进步。期待仇和不负人民的信任，在这更大的政治空间中更理性地个性施政，也期待仇和升官只是开始，更多的个性官员能走上前台。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