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济南日报》2月13日报道，时占经这个名字，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家喻户晓，以他的真实故事编成的地方戏《七品村官》已在全市各地巡回演出了几十场，场场爆满。1992年，时占经放着省直机关副处级干部不当，回乡当了农民，一干就是14年。
读罢报道，笔者对时占经的壮举非常敬佩。在官本位观念远远没有根除的今天，在报考公务员火爆的如今，放弃“副处级”职位回乡当农民，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选择。而且
，与一些官员“下海淘金”不同的是，尽管时占经的努力使得全村年人均纯收入从他回乡时的156元，增加到现在的3000多元，可他自己却背上了一身债务：除10多万元经济债外，还有另一笔沉重的感情债，这样的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令人拜服。
时占经不是不想当官，不是不想住在城市。可是，“每次他回乡探望父母，看到山村贫困依旧，就感到万般愧疚”。他愧疚什么？愧疚山村养育了他，愧疚父老在他没钱上学时“东家凑几元，西家拿几角”圆了他的梦，愧疚他发现山村比外面的世界贫困太多……于是，他毅然辞官回乡，在当上了行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后，带领乡亲搞经济建设。这中间，他不是没有想回城市上班，可是，2000多字的“请愿书”，458个鲜红的指印，“他走了，行乐村有可能会再次返贫”的火热话语，把他临行的脚拉了回来。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时占经面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时，舍弃了自己的利益，这种感人的事件的背后，包含着一个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为什么乡村离开他，就可能再次反贫？用深层次一些的语言说，为什么一个乡村的发展，会如此依靠某个人的力量？
举个例子，时占经在乡村上任后，首先做的是带领乡亲们解决“水”的问题，“有了水，村民仅靠枣树每年人均就能增收1000多元”。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活，可是，没有时占经的漫长岁月，“水”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说明什么？
农村向外面输送了多少人才？这些人才为什么很少回去搞建设？笔者以为，根子在于制度并不鼓励他们回去。农村付出了太多，可是获得的“反哺”却太少！以教育和医疗为例，据2月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在2004年10月—2005年10月，农村家庭的医疗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21%。其背后是，尽管城市人口少，却占据这大量的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这样的现实，谁不往城市跑？谁轻易敢回农村扎根？
时占经离开的话，当地就可能再次反贫，当地这种靠个人力量而非具有可靠保障的发展，是相当脆弱和危险的。缺乏制度的保障，就不会有大量的人才深入农村，就不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向农村，农村就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高速发展。我们敬佩时占经，也为当地有这样一个“人杰”而高兴，可是，我们能奢望社会出现多少个辞官回乡的副处级干部？广大的乡村，依然得指望社会对农村的“制度性反哺”！
作者：
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