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囚禁与理性边际

　　精神囚禁与理性边际

　　检点精神病之诊断和治疗的历史，同时也是在检点人类理性生成的历史。

　　撰稿／张 闳

　　精神疾患显然是人类种种疾患中最富于“人性”的一种疾病。一般认为，精神病是人类特有的疾病。动物的“疯狂”往往有神经系统的器质性病变，单纯的精神系统的功能障碍则极为罕见。莫非精神病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特别的能力或特别的惩罚？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人类的精神史，就是一部人类的精神疾患的历史。对于精神健康的界定的方式、规则及其治疗，取决于人类对其自身的精神属性的理解。精神病乃是人类理性的边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理性被一种疯狂所包围。如是观之，检点精神病之诊断和治疗的历史，同时也是在检点人类理性生成的历史。

　　西方哲学将人看作“理性的动物”，而疯狂等精神疾患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被理解为理性的缺失或迷乱。在漫长的中古时代，人类对精神病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信仰和道德的层面，并不将其视作一种身体疾病。对于理性的洁净和纯粹的追求，是中古时代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精神病造成了理性的紊乱和迷狂，是人性的对立面。精神病并无器质性病变病灶，因而被看作是魔鬼附体。如同麻风病玷污和损害了人类肉身的皮肤一样，癫狂症玷污和损害了人类精神的洁净。《新约圣经》中就有过耶稣基督治疗癫狂症患者的记载。信念和神迹驱逐了患者身体内的污鬼，如同耶稣治疗大麻风患者，使之皮肤洁净一样。

　　文艺复兴时期，精神病忽然获得了短暂的荣光。不同类型的精神疾患不再被看作是信念或道德方面的缺损，相反，它们还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人性解放的标志。荷兰伟大的人文主义哲学家伊拉斯谟在其著名的《愚人颂》中，把某一类愚人看作是人类美德的光芒所在。与此相呼应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郁症患者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成为悲剧的主角，而且是那个时代的理想精神代表。哈姆雷特的疯狂，不仅不是道德的卑污和理性的缺失，相反，在他身上表现出了正常人所没有的道德纯正、人性高贵和清醒与睿智。另一个躁狂症患者——李尔王，同样也是悲剧主角，同样也闪耀着人性尊严的光辉。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精神病患者”并未得到任何治疗，但也未受到任何虐待或特别的歧视。相反，人们对其寄予了广泛的同情。

　　然而，大监禁时代接踵而至。16-17世纪光明的理性主义的光明王国，却是精神病患者的悲惨世界。如果说，中世纪对精神病的理解表现为神与恶魔争夺人性的对抗，那么，古典时代对精神病的理解，则是理性与疯狂(非理性)在人的头脑中的角力。中世纪对精神病的治疗是驱除附身的恶魔，古典时代对精神病的治疗则是囚禁和惩罚疯狂。癫狂症患者成了被惩罚的对象。于是，监禁成为保护正常理性世界洁净和纯粹的重要手段。疯人院建起来了。人们像对待身体的不洁者(麻风患者)和道德的不洁者(盗贼和妓女)一样，对待精神的“不洁者”(疯子)。

　　这一状况直到18世纪才得以部分改善。在启蒙时代，精神医学开始建立起来了。医生基亚鲁吉和皮内尔等人的努力，结束了监禁时代，并奠定了现代精神医学的基础。不过，监禁结束了，但精神医学在治疗学上并无太大的进展。身体约束依然是基本手段。对于躁狂症患者，普遍使用捆绑和“紧身衣”。科学理性通过身体施暴，来阻遏患者的暴力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大监禁时代的观念的延续。

　　20世纪以来的现代精神医学，则以另一种方式维持着这种约束性的“暴力”。脑神经外科的兴起，以脑部手术的方式，损毁患者中枢神经的某个兴奋灶，或切断与症状有关的神经联系，来消除产生精神症状的神经冲动。手术往往改变患者的人格特征，由躁狂转为消沉，由热烈转为淡漠。这是科学帮助实现“身体暴力”，并使之柔软化和去亢奋化的例子。针对有暴力倾向的躁狂症患者，电休克和氯丙嗪等抗精神剂的使用，虽然不是直接禁锢患者的身体，但却是通过改变患者的神经系统的功能状况，来达到囚禁的目的。囚禁、隔离，在正常与反常，理性与疯狂等之间建立起隔离带，依然是人们对精神疾患的基本措施，只不过在选择有形的隔离或无形的隔离，暴力的手段或相对温和的手段等方面，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而有所不同。

　　在现代临床医学延续着对精神病的隔离主义立场的同时，现代主义文化则不断挑战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界。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化思潮中，人类精神始终与疯狂为伴。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疯狂主角。如果说，俄罗斯文化中的“癫僧”传统上确是中世纪宗教文化对精神迷狂的崇尚的延续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患幽闭症的“地下室人”和患人格分裂症的“孪生兄弟”，则成为现代主义人格的策源地。由于大量的诗人、哲人、艺术家，如荷尔德林、特拉克尔、尼采、梵高等，患有严重的精神疾患，在现代主义文艺中，精神病患者被赋予了浪漫诗意和哲理深度。这一切预示着一个精神分裂时代的到来。20世纪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这一状况的呼应。

　　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下，理性不仅是某种逻辑能力，同时也可能以一种隐喻或象征的形态呈现，梦或幻觉，也是精神现象的一部分。也可以说，理性回到了其最原初的意义上，“逻各斯”就是一种言说。言说的混乱，乃是理性压抑和错位的征兆。而精神分析疗法实际上就是语言疗法。进而，通过语言诱导的顺势疗法，就成为精神病治疗学上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另一方面，由于理性对生命力本能构成了某种压抑性的力量，解除压抑就成为精神病治疗学的基本思路。压抑的来源既可能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童年时代的“创伤性经验”，也可能是荣格所认为的“集体无意识”，还可能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社会政治性结构。由此看来，监禁和对患者单一个体的治疗，也就远远不够了。让患者回归社会，融入主流人群当中，反精神歧视，反肉体和精神暴力，以及改造社会心理文化的结构，等等，也就成为后现代精神病治疗学的全新思路。

　　更为激进的观点则认为，疯狂实际上是对人类理性边界的挑战和拓展，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疯狂与正常的截然分野。正常社会是多数人的精神价值平均数，针对少数人的精神价值的歧视、排斥、压迫和侵犯，是社会政治暴力在精神领域的投影。向反常的精神状态开放理性的空间，改变古典时代以来的极端化的理性主义文化以及相关的社会结构形态和道德伦理准则，反而是疯狂和非理性给人类文化的一大启发。它使人性更加丰富化，为人类理性打开了无限广阔的新疆域。

　　相对而言，中国的精神医学问题显得更为特殊。在传统中国医学文化中尽管也有关于癫狂、疯癫等病症的描述，但中医似乎从来就没有把疯癫患者作“非人性化”的理解。理性和癫狂也不是绝然对立的人性两端。中医更倾向于将精神症状看作是内在的神志环境的平衡被打破和失调所致，经过合理的生活和饮食等的调理，就有可能恢复常态。因此，在中医治疗学中，没有针对精神病患者的监禁措施，也没有针对患者身体的暴力性伤害。即使对于有暴力倾向的患者的必要的身体约束，一般也是在患者家庭内部，由其家属来完成。疯狂和非理性依然混杂和游荡于正常社会场所当中，并构成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家的完整性依然是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空间，并为其生命提供必要的保障。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是现代中国第一部表现精神疾病的文学作品。它不仅仅是一部很好的精神病患者的病历，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精神文化的档案。这部产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作品，披露了现代中国文化产生的精神秘密。现代中国文化在鲁迅看来，就是一种精神分裂的文化。“狂人”过着一种“半监禁”状态的生活。但“狂人”的窘迫性的精神焦虑并非来自现实的囚禁，而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囚禁。鲁迅将其比作社会文化性的“铁屋子”。与此相似的是曹禺戏剧《雷雨》中的蘩漪。这位患忧郁症和歇斯底里的女性，等于是被丈夫“囚禁”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与《简·爱》中被囚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梅森小姐不同，这位任性的少妇，依然是周家的女主人，拥有有限的自由。她的歇斯底里和窒闷感，乃是来自家庭内部精神环境的压抑和亲人之间的“冷暴力”。冲破家庭式的精神窒闷空间的压抑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冷漠化”的软性的“精神囚禁”，始终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主题，也是现代中国精神病治疗学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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