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民间精神病康复农场:突破医院家庭单一模式

　　飞越“疯人院”

　　在多数情况下，家里出现一个精神病人，一家人的生活轨迹会大大改变。

　　长久以来，中国的精神病患者要么在医院里接受“封闭式”治疗，要么回到家里继续“家庭保护式”康复，但家庭的知识、手段、环境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需求，病情不断复发

，无数家庭噩梦连连。

　　目前中国共有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全国各类精神病的患病率已达13.47‰。国家卫生部官员表示，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精神疾病不仅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属，也带来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

　　令人欣喜的是，广东、黑龙江、辽宁、北京等省市开始出现专门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服务的康复农场，“医院——家庭”这种单一的精神康复模式正在突破。

　　这是一场全新的实验，它才刚刚开始。

　　一定程度上，它正革新着我们的观念，开拓着我们的心灵，也给无数家庭带来一丝挣脱噩梦的希望。

　　“后山坡”试验

　　这是一场源自民间的新鲜试验，判断成败为时尚早，我们需要肯定的是它的方向——开放式、管理型的康复服务是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必要阶梯。

　　撰稿／陈统奎

　　林先生至今难以忘记去精神病医院探望儿子的经历。他第一次看望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大山，“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儿子原来灵活的样子不见了，痴痴呆呆，成了一个废人”。

　　2004年夏天，大山结束3个月的住院治疗后不久，林先生接到了远在广东肇庆的唐和平的电话，电话里说，他正在搞一个别墅式的精神康复中心，希望林先生把大山转到那里接受“农场式康复治疗”。

　　接到30多年的知交这样一个电话，林先生十分兴奋，大山从医院回到家后的“康复”生活无非是“吃了睡，睡了吃”，令他忧心忡忡。2004年11月，林家3口从宁波举家前往肇庆。等待大山的不仅是一个全新的康复环境，更是一场全新的精神康复试验。

　　副教授的梦想

　　暖黄色调的20栋别墅坐落在碧秀的半山腰上，清泉汩汩流淌，“心”形花圃里鲜花盛开，新铺的床单则散发着阳光的气味，背景音乐轻快悠扬……如果没有门口“心理康复中心”的牌子，人们会把这里当成一片私人住宅区。

　　这家“心理康复中心”位于广东肇庆鼎湖区东郊一家公立医院的后山坡上，唐和平索性称之为“后山坡”。这家公立医院原来准备修建一座别墅式的养老院，因资金不足而停顿。2004年初，唐和平和妻子方秀清第一次前来考察时，看到的是一个杂草丛生的世界。

　　在与院方签订的合同中，唐和平包租医院后山坡12年，投资100万元装修处于烂尾的20栋别墅。方秀清亲自督工，种植草皮，安装音响，添置家具。20栋别墅分为5个区域，设有豪华间和普通间。普通间的标准是一栋别墅6个房间住6个人；豪华间则是一栋别墅二房一厅，主房住患者，辅房住陪员。“人们都说这里仿佛一个公园。”方秀清自豪地说。

　　方秀清的身份是心理康复区主任，虽然挂靠医院，但是心理康复中心独立核算，独立经营。挂靠医院的原因是政策限制，目前国家尚未鼓励社会力量办理心理咨询或心理康复机构，工商部门以“国家不允许办心理咨询”拒绝办理营业护照。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中山大学副教授黄铎香把这里比作精神康复者的天堂：“这个别墅式的心理康复基地的诞生，填补了中国精神康复的一项空白。”

　　黄铎香所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理咨询科目前是国内最大的综合医院心理咨询科，拥有100多张病床，而每年前来咨询的高达3万多人次，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此外，综合医院的环境也不利于精神病患者的康复。2003年，黄铎香精心护理了10年的一个精神病患者跳楼自杀，这件事让黄铎香沉思再三。他深深期盼精神病患者能够得到更科学的康复，更人性的关怀。早在1990年代中期，他就梦想建立一个康复基地，为康复期的患者提供一个“中转站”，让他们更健康更自信地走向社会。

　　2003年，黄铎香开办心理咨询师培训班，方秀清是班上的学生。学习结束，方秀清来到老师所在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理咨询科实习，亲眼目睹了精神病患者无处康复的困境。

　　在得到丈夫唐和平(时为东莞一家私营化工厂老总)的支持后，方秀清决定实践黄铎香的梦想。2004年秋，笔者第一次到“半山坡”采访时，方秀清介绍说，这是一个半营利半慈善的康复基地。豪华间的收费较高，而一些住在普通间的经济困难的患者则可以获得免费服务。“我们并不指望挣钱，收支平衡就是我们的目标。”方秀清平静地说。

　　“我们努力探索的是一个模式。”方秀清说自己和丈夫都是理想主义者。

　　后山坡第一日

　　那天，唐和平亲自到路边迎接大山。大山这个名字，正是唐和平给起的。从拥有阳光般的名字开始，大山就此走上了一条充满阳光的康复之路。

　　看到大山走上后山坡，唐和平夫妇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眼前这个25岁的帅气的大学肄业生弓着背，一小步一小步向半山腰攀登，显得那样有气无力，“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方秀清解释说，这是大山服用过多镇静药呈现的状态。

　　那一刻，大山的脑子并没有像目光一样“呆滞”，他可以感受到后山坡与精神病医院的巨大差别，“第一次看到这个新家，心情比较舒畅，有一种找到希望的感觉。”大山说，此前在浙江家中自己心情很沮丧，很悲观，对日后人生的道路感到迷惘。

　　大山走进一栋豪华别墅，客厅的电视柜上放着一台21英寸彩电，中央置一张圆形茶桌，两把藤椅。房间里，软垫床，空调，床头桌灯，一点看不到医院的痕迹。

　　大山回忆说，第一天晚上的饭菜很香，有他爱吃的鸡肉和鱼，“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晚饭后是卡拉OK时间(每周六晚上举行)，饭厅立刻变成KTV，所有的康复者都集中到一起，彩色的旋转灯转动起来了。大山显得非常开心，他高歌了一曲《真心英雄》，“看到大家的笑脸感觉很亲切，觉得自己融入了一个大家庭”。

　　“过有规律的集体生活”，这是大山被告知的第一条规则。唐和平解释说，“有规律的生活”是精神康复的基石。这时候的唐和平已经告别企业，通过学习成为广东省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会员，做了这家精神康复中心的管理者。

　　军人出身的唐和平希望把自己在企业里执行得十分成功的半军事化管理移植过来。他制订的作息时间表里，康复者除了跳舞、劳动、娱乐以外，还要升国旗唱国歌。时间安排像军营一样规定到每分钟。

　　黄铎香把唐和平的康复模式称为“工娱治疗法”。早在1958年，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工娱治疗相结合”的方针，可惜在暴风骤雨式的政治变动时代，方针只停留在纸面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精神病患者被拉出来军训，跳忠字舞，念语录，“早请示，晚汇报”，精神康复被政治化了。

　　直到1980年代初，有识之士再次呼吁“工娱治疗法”，然而这一疗法真正进入全面实践至今不过几年时间。“工娱治疗法”推广艰难，难就难在它需要一个物理空间，而在中国，申请成立一家精神康复中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笔的资金投入和不够明朗的回报前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唐和平之所以成为特例，是因为他抱定了“经商成功，回报社会”的宗旨。

　　那天晚上的卡拉OK结束后，10多位“前辈”围着大山问寒问暖，“你从哪里来，以前做什么，父母做什么”，大山说在那样的氛围中，他很愿意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

　　回到房间，大山打开电视看新闻，临睡前，唐和平又来跟他“拉家常”(其实是心理辅导)。那一夜，大山睡得很香，第二天醒来，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他说。

　　1773年，当法国一所男性疯人院的新院长菲利普·比奈尔在历史上第一次解开精神病人身上的铁链，打开囚室的大门，让精神病患者重新回到阳光下时，一位被囚禁多年的老病人情不自禁地赞叹：“多么美丽！阳光！”

　　这声感叹，与大山的感受何其相似！

　　大山爱扫落叶

　　“在后山坡的生活比较自由，在精神病医院里，除了吃药，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大山说。

　　大山的房间里贴有一张作息时间表，早上7点20分起床，散步半小时，8点早餐。9点至11点参加劳动：打扫卫生、绿化环境、手工劳动。午餐后12点30分午休，14点30分起床，15点到18点劳动、诗朗诵、弹电子琴。18点晚餐，餐后是集体散步时间，大家集体逛街，自由购物。“我们尽可能淡化他们是精神病人的感觉。”唐和平指着作息时间表说。

　　唐和平制订的作息时间表里有两项特别安排，一项是三餐前的合唱，康复者轮流当指挥，“培养他们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第二项是晚上9点半的一场10分钟的“晚讲评”，讲评前，唐和平会让康复者们做一些简单的军训操练，立正、稍息等等，“培养他们一切听指挥的认知。”晚上10点统一睡觉。

　　“按时按量吃药”，这是大山被告知的第二条规则。方秀清在检查大山的药品时，惊讶地发现精神病医院开出的大量安定片，马上要求大山停止服用。“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把病人镇住，却不考虑过量服用安定片对病人身体的伤害。”方秀清解释说。

　　黄铎香通过多年临床诊断发现，很多精神病患者反复发病，主要原因是出院后直接回家康复，没有遵从“按时按量吃药”的医嘱。因此，在他的构想中，康复基地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监督康复者“按时按量吃药”。在康复中心的作息时间表里，服药时间具体到几点几分。

　　来到“后山坡”不久，大山很快分配了一项工作岗位——担任花匠，负责打扫花园卫生，为草坪拔杂草、浇水。作为独生子，父亲又是国有企业的老总，大山从小娇生惯养，没干过多少体力活。如今，他要学会适应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唐和平很快发现大山很喜欢扫落叶，浇水，但就是不愿意拔草，一到拔草时间他就蹲在草地里发呆。“浇水和扫落叶，心情比较愉快。”大山这么解释。拔草的工作远比浇水和扫落叶辛苦，原来大山是拣轻活干。唐和平于是“因势利导”，缩短大山拔草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浇水和扫落叶。

　　除了当花匠，大山还当了一回农民。后山坡有不少荒地，大山和伙伴们就拿起锄头开荒种地。“我们种南瓜、玉米、油菜、辣椒……”大山愉快地讲述种地的情景，“油菜种子种下10多天后，小苗就长出来了。我们天天浇水、松土、锄草。油菜长势最好了，两个月就能收获了。”

　　当时，包括康复者家属在内，这家康复中心一共有30多口人，大山和伙伴们种的油菜“自产自销”，“品尝自己劳动的果实，有一种收获快乐的心情。”大山说，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成功不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

　　大山和伙伴们很喜欢“晚讲评”活动。10分钟的时间里，唐和平会对康复者白天的劳动表现进行点评，受表扬者能获得伙伴们的掌声鼓励，大山说：“得到表扬自然很高兴，会下决心明天要做得更好。”

　　2005年初的一天，林先生再次从浙江来到肇庆看望大山，露出了欣喜的笑容：“我的孩子有救了！人看上去已经轻松了，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林先生说，大山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亲情培养起来了，开始叫爸爸、妈妈了。”这年的母亲节，远在宁波的林母接到了儿子从肇庆打来的问候电话，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母子俩已经“僵”了5年，林母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儿子“认知出了问题”。

　　“那天，我听电台点歌节目，很多人点歌给妈妈听，我听了很感动，我也想祝福自己的母亲。”大山跑去唐和平的办公室，找唐要电话，“我对妈妈说，今天是母亲节，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令大山“感动”的是，“妈妈夸我懂事了，她说谢谢我！”听到母亲对他表示感谢，大山“很激动”，在他印象中，妈妈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谢谢”。对于一名精神分裂症康复者，“感动”这么一种普通人很容易产生的情感，大山也需要慢慢恢复。

　　不倒的梦想之帆

　　2006年2月，笔者再次前往肇庆采访，与大山共同生活了两天。2月12日上午，当笔者走进“心理康复俱乐部”办公室时，大山正蹲在

　　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这家心理康复中心一步步走向正轨时，2005年5月，医院方面突然毁约，收回了后山坡。此时已有近10名康复者康复离开，6位康复者处在康复期，大山是其中一员。唐和平毅然重新申请创办一家“心理康复俱乐部”，并租下一栋公寓来安置康复者。

　　离开后山坡后，大山就被唐和平“重用”，成为新的“心理康复俱乐部”办公室的值班人员。每天早晨，大山都会按时起床，8点准时来打开办公室，拖地板，擦桌子，浇花，烧开水，表现得十分勤快。打扫完卫生，他就看书学习，同时负责接电话并作记录。

　　在“后山坡”时，唐和平曾经安排专门的心理辅导课，每周一次，为康复者讲授心理学知识。“自我心理治疗”，这是大山被告知的第三条规则。离开后山坡后，心理辅导课虽然取消了，大山却已经走上了自学心理学的道路。半年多时间，他已经读完了30多本心理学专业书，其中自己买的有十几本。

　　“以前碰到困难比较消极，焦虑，控制不好情绪。”大山说，近半年来对做人做事的道理理解得更深刻，懂得控制情绪和收拾心情了。如今，他每天都会主动找人交流，“把情绪宣泄出去”。

　　2月13日，大山与笔者长谈90多分钟，他一点也不忌讳自己是一个精神病康复者，说自己还需要一两年才能康复。大山说，这一两年的时间正好可以用功学习。大学时代，大山贪恋网络以至不能顺利毕业。肄业回家后无所事事，继续沉迷网络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大山告诉唐和平，他希望通过学习掌握心理学理论，然后从事心理咨询行业，“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其他人”。

　　唐和平知道，大山的心里已经种下梦想的种子。他们的努力是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个眼看要被社会遗弃的人，只会给家庭、社会增加负担，没想还可以变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2005年10月，当唐和平把大山的梦想告诉林先生时，他欣喜万分，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辞去国企老总的工作，到肇庆买了一处房子，和唐和平一起协力帮助大山康复。林先生对大山说这栋房子是租的，他依然让大山住在唐和平租的公寓里，和其他康复者一起过集体生活。

　　搬来肇庆之后，有一件事让林先生非常感慨：唐和平从一家工艺厂领了一批“蝴蝶结”工艺品原料，一开始没有告诉大山他们“计件取酬”，但是大家积极性很高，劳动非常愉快。当每一位康复者都得到30元的报酬时，大山他们欢呼雀跃的样子，让这位父亲深为感动。

　　“他们纷纷拿这笔钱买东西回来互相请客，有的买苹果，有的买柑橘，一个个高兴得不得了。”林先生愉快地讲述。他说，辞去令人羡慕的国企老总职务，是因为唐和平夫妇的事业感动了他，作为一个经营有方的企业管理者，他希望可以助一臂之力，“从精神和资金上支持他们”，让这场探索中国本土全新的精神病康复之路的试验进行下去。

　　搬到新公寓后，康复环境比不上“后山坡”了，唐和平也暂且辞去了那些聘请的医护人员。现在，他们正在谋划着重新租地开办康复基地和庇护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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