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岛”缓解“无限责任”

　　“中途岛”缓解“无限责任”

　　以往，一个个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就像一家家破产的“无限责任公司”，背一辈子的包袱。而“模拟的社会生活区”能够科学地指导精神病康复者，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生活，解除对别人的依赖，“成为社会上具有竞争力的一群”。

　　撰稿／陈统奎

　　广州白云区钟落潭镇陈洞村，距离市区大约1个小时车程，门口的电线杆上挂着一个蓝色的小牌子——康宁农场。2006年2月15日，笔者来到了这个山清水秀、占地400多亩的小农场。

　　康宁农场距离帽峰山风景区不远，放眼望去，重峦叠嶂，果园连片，一派田园风光。

　　主楼后面的花棚里，一名农艺师正在整理花盆。主楼右侧是一个活动室，像是学校里的一个小体育馆，内有羽毛球场，

　　2005年10月，康宁农场首招“场员”，第一期16名精神病康复者参加为期3个月的“展翅高飞”工作训练营生活，“它承载着营员们康复的梦想，点燃了广州市7.5万精神病康复者重获信心、自强自立的希望。”

　　工作训练营生活包括，农艺培训、社交认知培训、健康生活培训，农艺培训主要有蔬菜生产、果树栽培、花卉管理、果蔬产品初加工等内容，“目的是使康复者由依赖家庭逐步过渡到适应社会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一员。”

　　众所周知，中国的精神病患者一直以来只能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家里或医院。国家对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模式采取了综合性社会化的管理。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精神病康复者没有机会学习如何适应家庭及社会生活，出院后直接回到家里，在家庭保护政策下，整日卧床不起，无所事事，一个个患者家庭就像一家家破产的“无限责任公司”，背一辈子的包袱。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不仅精神病康复者病情屡屡复发，康复也成了一个可望难及的目标。

　　由此观之，康宁农场的创新价值不言而喻。2月16日，康宁农场的主要筹办人，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主任杨毅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需要中间地带

　　新民周刊：作为广州市残联，最早了解到“农场式治疗”是什么时候？

　　杨毅：我们知道有这个概念有10多年了，筹备这个事情是6年前，但是当时筹建一个单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就物色了一些有农场的私人机构，给它投资，让它做这种农疗机构。

　　但是这些机构鲜有盈利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企业来讲是一种本能，那个时代，我们政府也没有“购买服务”这种理念。尽管我们投了一些资金进去，但是这些农场还是亏本了，亏得太厉害，它们就不办了。最后，只能由政府自己出面，把建设康复农场作为2004年广州市政府10大民心工程之一，现在广州已经建起了两个农场，一个叫作康宁农场，一个叫做康宁果园场。“康宁”的意思就是健康安宁，我们希望精神病人在这种农疗基地里有一种安康安宁的生活。

　　新民周刊：为什么要提供农场治疗这么一种康复模式呢？

　　杨毅：精神病人发病后，首先受损的是高级的东西，譬如人的情感，丧失人的本能行为的精神病人是很少的。不过，精神病人康复，首先却是从最本能的东西恢复，而高级的东西恢复起来是最慢的。精神病人从医院治疗出来以后，待人接物等还有问题。

　　因此，社会必须提供满足精神病人从医院回归社会这个过程的康复服务。从广州市来讲，现在已经有庇护工厂、精神病人活动中心、利康家属资源中心、以及两个康复农场，我们还曾经筹办过“中途宿舍”。

　　新民周刊：“中途宿舍”是一个什么概念？

　　杨毅：如果精神病人从医院直接回到家里，从医院的封闭式管理，高度保护的管理，回到家里那种自由、开放的管理，他可能有点不适应。那么，就得有个中间地带，让他学习回到家里如何应付日常生活，如何叠被子、如何处理自己生活的事情，如何处理闲暇时间。如何支配闲暇时间是一种高级的神经活动，精神病人是需要重新学习的。这就是“中途宿舍”。

　　我在1980年代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培训。一位美国专家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讲如何教病人学喝水。精神病人喝水，可能一杯灌到嘴里，弄得满身是水。如果这样的康复者在工厂里工作了，在老板面前这样喝水，老板肯定不要他了。一个简单的生活动作，就会影响一个精神病人能否回归社会这个根本问题。

　　在“中途宿舍”，会有社工帮助康复者，让他形成独立的生活能力，模仿一些家居的生活，他可以在里面做饭、吃饭，学习与人交往，群体生活等。社工和他住在一起，可能会有矛盾，有矛盾就可以学习解决矛盾的方法。在“中途宿舍”时，社工还可以带康复者出去找工作。

　　在康复这个环节，我们主攻的目标，主要是帮助精神病康复者提升自身形象，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生活的质量。

　　新民周刊：现在很多病人治疗后回到家里，病情却屡屡复发。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毅：我们缺少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可以有多种机构，每一种机构都有它的工作目标。康宁农场的特点是，它与城市的烦嚣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有的康复者恰恰需要脱离城市的那种烦嚣，给他一种安宁的环境。也有的康复者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看，他将来可能从事农业，或者他本来就是农村的康复者。

　　我们强调这个中间地带，是想把整个精神康复服务结成一个链条，也就是强调“服务的连续性”。病人从医院出来，先到利康家属资源中心，这个中心有很多康复活动，让精神病人养成工作的习惯，对工作产生热爱，培养他们的成就感。然后转到康宁农场，农场根据康复者各自的特点，安排各种康复劳动。

　　康宁农场实行的是一种社会工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医疗模式。精神病康复者不能是单纯的医疗模式，单纯地吃药。病情虽然要用药物来控制，但是药物不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认知水平。所以，要通过各种行为疗法，来培养和帮助恢复这些高级的东西。

　　研究表明，如果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给予过高的关注，庇护包办，复发率是特别高的。但是，如果你对他很冷淡，很冷漠，复发率也很高。所以，我们要给予一种恰如其分的关注。

　　首开社会工作模式

　　新民周刊：康宁农场第一个接待我的是一位社工，听说社工是这个机构最大的特点。

　　杨毅：我们这个农场招收的职员绝大部分是社工。在临床康复链条中，大部分康复是让他们如何适应社会，这不是医生的责任。以前我是精神科医生，没有社工的时候，也尝试过帮他们找工作，在精神病人的家庭、邻里之间做沟通、宣教工作，现在这些工作我们交由社工来做。

　　高级的东西的康复不是医生的责任，而是社会工作者的责任。社会工作者要告诉康复者，一个人在社会里面，应该承担什么角色，教他们学会承担社会里面应有的角色。

　　新民周刊：就是说，社会工作者是精神病康复者走向社会的桥梁？

　　杨毅：对精神病康复者而言，医疗只是第一步，他们顺利地返回社会还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更多的社会资源，尤其是社会工作者的帮助。我去过德国，考察一个四五万人口的社区，配备一名医生，一名心理学家，几名护士，然后就是几十名社会工作者，社工是其他人员的几十倍。这些社工都是受过精神科训练的专业社工。

　　最近，我看到中国精神卫生法草案，有了“社区精神服务机构”的认定，肯定了对社会工作者在精神病康复领域的作用定，提倡社工的参与。

　　新民周刊：在精神康复领域，国内对社工这个角色是否形成了共识？

　　杨毅：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是非常认可社工在残疾人事业的地位的，上海也已经开始对社工进行认定了。当然，现在我们很多官员所认知的社工，与国际上的社工概念还是有差距的。

　　新民周刊：您到香港考察过，他们的社工在精神康复领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杨毅：我从一个精神病的发病到回归社会的全过程来看社工的作用。

　　首先，如果有了一个新病例，社区的社工就会来了解家庭背景，看这个人是否在家庭里面担任主要角色，家庭经济是否受损失，然后帮忙申请领取政府和社会援助。如果是新发病，还有社工去做家庭的辅导。

　　到了医院，医院的社工就接过来了，带领病人做一些职业的训练，工作的训练，社会角色的扮演等等。简单的心理辅导也由社工完成，当然真正的心理咨询要靠心理治疗师，药物治疗要靠医生。

　　从医院出来后有一个社会福利处，那里基本上都是社工主持，这是一个中央转接系统。社工会给刚出院的康复者排位，根据康复者的意愿提供中途宿舍、庇护工厂、康复农场等多种选择，在每个地方，也主要由社工为他服务。如果病人家庭住房比较小，病人回去住会给家庭带来影响，香港有一项政策称为“恩恤徙置”，康复者可以申请政府提供住房，社工就会帮病人去申请。

　　假如康复者决定去庇护工厂，首先从一些简单的工作开始，逐步复杂起来，接着就是监护性就业。社工会与企业联系，让康复者离开庇护工厂。一开始社工作为导师跟着康复者一同熟悉新的工作岗位，慢慢地，康复者能适应了，社工就撤出来。这个导师的薪水是政府埋单的。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康复者容易找到工作。实际上，找到工作是康复者最高的康复境界。

　　社工就是从社会工作这个层面，整合社会资源，并向康复者提供这些社会资源。每一个康复环节都有社工介入，而所有的社工都由政府来购买其服务。

　　新民周刊：康宁农场也是由政府来购买社工的服务吗？

　　杨毅：是。我们的社工都是有编制的。现在，由于看到这个市场，大学也开始设社工这个专业了。将来，社工在中国，肯定是一个正规职业。换句话来讲，社工就像医生一样，它将成为一个流行职业。而目前，它还处于起步阶段。

　　家庭“有限责任”制度

　　新民周刊：在康宁农场，除了社工，它还设置了哪些职位？

　　杨毅：我们有导师，所谓导师，就是培养那些康复者，生产技能的这些导师，他跟一般的农民不一样，需要掌握一定的精神病知识。还有一些农艺师，负责整个农场的生产，同时还配备了少量的医生和护士，来对付紧急情况。将来，我们还考虑招一到两个心理治疗师。

　　康宁农场的定位是开放式的，我们鼓励康复者学会自己看病，自己管理自己。所谓开放式管理，首先是来去自由，是否愿意来由自己选择。

　　新民周刊：我打听了一下，康宁农场的收费每月500元左右，这个收费标准是怎么定出来的呢？

　　杨毅：收费标准还没有最后确定。如果在国外，这是政府提供的一种无偿服务，比如澳大利亚，现在都没有精神病院了，所有的精神康复服务都分散在这类机构里。但是，中国像澳大利亚一样马上撤掉精神病院是不现实的。

　　如果我们一分钱不收，国情也承担不了。从大的政策层面考虑，国家应该把这笔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里。如果一个病人长期在医院里面，他的费用是非常大的，而如果在这类康复机构里，费用将大大降低，政府支出的总成本是下降的。因此政府财政拨款应该向这类机构倾斜。如果有了政府的政策倾斜，这类机构的收费就不会很高。

　　而从家庭的层面考虑，把病人长期留在医院关着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回到家里又不利于康复，所以家属也是愿意购买这种服务的。

　　我们注意到，精神病发病者大多数是青少年，父母的年龄比较大，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整体是走下坡路的，长期承担这个费用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个人就提出一个观点，叫“家庭有限责任”。政府固然没有能力全部包下来，但是作为家属，也总不能永远承担对于精神病人的全部责任，临死前还要考虑这个孩子有没有人照顾。应该在政府和家庭之间划定一个合理的责任分担比率。

　　新民周刊：“有限责任”的内涵就是，政府要主动地出来，分担一部分的责任？

　　杨毅：对，如果我们每月收费五六百元，是不足以维持农场运转的。但是，我们不是营利性机构，我们还要给津贴鼓励这些康复者参加劳动，“工作”肯定要有报酬、有津贴。现在我们刚开始实践，只收伙食费。

　　新民周刊：你们对于责任分担有什么预期？

　　杨毅：我们能够走到哪一步，要看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国家的财力。

　　对精神病人的管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达国家用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走完了从“管死”到“开放”的过程。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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