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潘多拉
今年全国“两会”圆满结束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完成今年和“十一五”期间的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加强政府改革和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成了此次人大、政协会场内外热议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而且转变十分困难，有着深刻的体制和政策原因，各级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投资和发展冲动，不少地方热衷于扩大经济规模，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项目。因此，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要将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减少财政增收对GDP增长的刚性依赖，让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要求，当前转变政府职能要切实推进政企分开，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真正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切实创新管理方式和内容，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应由政府管理的事务切实管好。这就要求政府不但退出产品市场，而且还要逐步退出要素市场，真正将职能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良好市场环境的创造者和人民权利的维护者。政府需要在搞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以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为核心的公共服务职能，重视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创造条件。这里，政府积极转变职能，已经不单单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是为了更加全面、完整地实现从“管制者”向“治理者”、从“经济建设主导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转型。
政府转型一方面要纠正政府的“错位”、“越位”，让政府从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中退出来，“真正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要克服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位”，即回归到提供公共服务的本位，“把应由政府管理的事务切实管好”。政府的“错位”除了表现为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另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在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上严重颠倒。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是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也是政府公共服务主要内容，但财政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比例却非常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车消费、公务接待消费等政府行政开支和一些“豪华型”基本建设方面，各地财政投入却常常不惜血本无所节制。比如有统计表明，公车消费中仅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的费用，每年就高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而据估算，如果全国农村医疗保险启动，低保范围扩大、标准提高，城市三险覆盖到每一名工人甚至农民工，部分地方免费义务教育，城市工人培训，优抚标准提高，上述各项全部全部加起来，所需公共投入不过3000亿，还不到政府年实际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种种情形表明，政府现在已经具备了告别“错位”、“越位”而向公共服务“归位”的实力和条件，关键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不为”的问题。
从政府转型的角度分析前段时间社会上关于改革开放的讨论，就会变得条理清楚而思路开阔。对于这些年来出现的官员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环境破坏、贫富悬殊、“新三座大山”(“看病难”、“上学贵”、“房价高”)等问题，不能简单视之为改革的必然产物，恰恰相反，这些都是因为改革不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转型不到位造成的结果。以“新三座大山”为例，如果在政府成功转型之后，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日臻成熟，同时政府建立起了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与救助的公共服务体系，那么，为了解决看病、上学和住房问题，人们既可以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系之内享受基本水准的医疗、教育和住房保障，也可以到市场上去购买水平较高或更加细化的相关产品与服务。既要培养以企业为主体而不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市场体系，又要建立以财政公共投入为主导而不是以市场化方向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这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也正是基于此，“两会”期间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关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论述，进一步提炼和明确了当前的“改革共识”，坚定了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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