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避难上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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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10日16:14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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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避难上海 Raoul Kneucker博士专访 “如果我能颁发一项和平奖，我想我会把这一奖项授予上海。因为很久以来，这座城市就当之无愧。”
撰稿／何思翀 钱亦蕉(记者) 摩西会堂建于1927年，是当年上海较有名的四所犹太会堂之一。借着摩西会堂举办贝莎·冯·苏特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纪念展之际，我们采访了因斯布鲁克大学及维也纳大学的名誉教授Raoul Kneucker博士(原奥地利联邦教科文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司长)，他向我们回顾了他父亲二战时期在上海避难的故事。 新民周刊：您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上海呢？ Dr. Kneucker：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他收到中国的一家医院的邀请准备来中国，到了伦敦之后战争就爆发了。当时他正在船上，并且就在船上被投入了监狱。那个时候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上海。在那个时候，上海就像一座避风港，即使自己面临着经济的窘困，依然张开双臂，接纳来自欧洲寻求避难的每一个人，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下去。 新民周刊：您父亲在上海待了多长时间呢？ Dr. Kneucker：他在1938年底来到上海，后来又在北京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他回去之后，父亲曾跟我讲过很多次，他非常喜欢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 新民周刊：您那时没有跟着一起来上海吗？ Dr. Kneucker：没有。那个时候我太小了，当我父亲到了上海之后，我们全家都想一起过来，但是你知道，由于种种限制，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去了美国，和我的祖父母住在一起。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如果没有上海这座城市，我也许就无法在战后与我劫后余生的父亲重逢。 新民周刊：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讲起过那段往事呢？ Dr. Kneucker：当然，很多次。我记得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故事和习俗，并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往事。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整个欧洲对中国都不是很了解，我父亲是第一个跟我说：“一定要记住，早在2000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用墨水写字了。”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且通过这些语言的描述让我对中国古老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新民周刊：当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Dr. Kneucker：我父亲跟我说，那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上海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万难民的第二个家园一样，让他们免受战争的灾害。和平的形式多种多样，要创造和平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为了让和平充满世界，我们需要各种不同形式的关于和平的创意和手段，而上海就正是这样一座和平的城市。我父亲将这段经历写过几本书，有900多页，其中最有名的一本书是《The City above the Sea》，就是“上海”的直接英译，后来又被改为《Refugees in Shanghai》出版。这是本不错的书，不过很遗憾，它还没有被译成中文，也没有在中国出版。如果能有幸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我将非常地高兴。 新民周刊：那您是不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才会投身世界和平和抵抗反犹的运动中来？ Dr. Kneucker：当然这是父亲对我的影响，让我产生对中国的向往。不过也是因为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一切。这次通过纪念贝莎·冯·苏特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的活动，将我、我的父亲，还有世界和平的主题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更印证了我父亲希望告诉我，让我能感受到的当年上海在世界和平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如果我能颁发一项和平奖，我想我会把这一奖项授予上海。因为很久以来，这座城市就当之无愧。 新民周刊：您有没有找到当时您父亲住的地方，接触过一些过去的邻居？ Dr. Kneucker：我曾经走访了五六十位当时避难在上海虹口区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没有人认识我的父亲。尽管那时有3000到5000多奥地利人在上海停留，但上海实在是太大了，连这个虹口区都太大了。那时我的父亲在邻居们眼里就是一个医生，能看病开药。我知道他一开始住在法租界，后来由于日本人的命令就搬来了虹口区，具体的地方我就找不到了。这么多年的变化太大了。现在MartinWallner(第一位选择到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工作以免兵役的奥地利人)将在这里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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