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善待外来建设者

　　积极善待外来建设者

　　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积极善待这一群外来城市建设者，就是善待整个社会，善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撰稿／杨 江(记者)

　　他们已经成为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群，无论是近百万之众的巨大数量，还是为上海腾飞添砖加瓦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与上海市建委联合组织了对外来建筑民工的大型调查，展示了这批城市建设者的真实生态。周刊采访了这次调查的组织者之一、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副研究员道良德。

　　《新民周刊》：我们知道上海外来建筑民工数量十分庞大，调查得到的数字如何？

　　道良德：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上海外来务工人员中，从事建筑业工作的达80万人，约占全市外来务工人员总数的20%。目前上海建筑业从业人员总数达100多万人，因此外来建筑民工要占到建筑业从业人员总数的八成左右。

　　《新民周刊》：怎样了解这么庞大的社会群体的面貌？

　　道良德：2004年7月，市委研究室党群处与市建委建筑业管理办公室联合组建了“关于上海外来民工群体状况研究”课题组。我们对“上海外来建筑民工群体”的界定是：非上海市户口、在上海建筑行业打工为生的劳动者群体。有一些小包工头仍然从事第一线的生产作业，所以，他们也是本课题的研究对象。

　　课题组工作人员在市建委建筑业管理办公室的安排下，按照不同指标对上海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进行随机抽样，共走访了10个工地，当场发放问卷共650份，现场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595份，有效率为91.5%，符合抽样调查的科学性要求。

　　我们还在10个工地现场分别召开由一线施工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以及小包工头参加的座谈会，直接听取他们的想法，参与座谈会的各类民工约60人。

　　此外，由市统计局城乡调查队组织精兵强将对10个工地的35名民工进行个别访谈，更深入地了解外来建筑民工的真实想法和要求，这些深度访谈录音都已整理成文。

　　《新民周刊》：根据你们的调查，上海外来建筑民工目前的生活质量如何？

　　道良德：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从他们的收入情况来看，年收入在6000元(月收入在500元)以上的占94.7%，而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为2622元。这说明了了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的平均数。进一步来看，年收入在9600元(月收入在800元)以上的占被调查者的83.9%，明显高于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472元。可见，上海外来建筑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比较接近他们外出打工的期望值。当然，他们为此也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

　　第二，从他们的心理状况来看，外来建筑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后，直接感受到城乡生活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感觉到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化。在农村，他们是具有活力和能力的精英；但在城市，他们却是过客和旁观者。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容易造成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因此，虽然他们对劳动收入比较满意，认为目前的报酬与付出的劳动相称或基本相称的占到74%，但对目前干活心情的评价并不太高，认为干活心理很好或比较好的占53.3%，而认为心理一般的也占到了32.3%。对目前工作岗位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占58.3%，而认为一般的也占到了32.3%。

　　《新民周刊》：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反常的“民工荒”。你们的调查有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上海建筑民工队伍会不会出现青黄不接？

　　道良德：与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流入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文化层次和职业技能较低，一般只能从事城市本地人口不愿意干的工作。学者把这些工作概括为“三D”工作，即dirty(肮脏)、difficult(困难)、dangerous(危险)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一些城市本地劳动力往往有盲目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在劳动就业上挑肥拣瘦，即使是在下岗或待岗后，情愿等、靠、要，也不愿意去从事一些艰苦的所谓低层次的工作。因此，上海的建筑工人队伍中，外来务工者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调查发现了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反差：上海的进城务工人员有六成集中在18岁到30岁这一年龄段，而建筑业外来民工则主要集中在30岁到39岁年龄段，年龄明显偏大。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一些艰苦工作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小，上海的外来建筑工人今后可能会出现短缺。

　　《新民周刊》：根据你们的调查，这一群人目前有哪些担心和烦恼呢？

　　道良德：在回答目前最担心的问题时，排在前三位的是收入拮据(占被调查者的42.2%)、失去工作(13.4%)、子女就学(11.4%)。除此之外，居住困难、发生工伤、医疗费用等问题也是他们所担心的。

　　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建筑业民工长年孤身一人在外工作，而从年龄上看，大部分人正处在精力旺盛的阶段，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

　　建筑民工到上海打工后，接触最多的首先是同来打工的老乡，占被调查者的40.5%，其次是本单位的同事，占32.4%，再次是自己的亲戚，占11.1%；而把来上海后认识的上海人作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只占1.3%。可见，外来建筑民工与上海市民的交往十分有限。他们虽身处城市，但大部分人仍然游离于城市生活之外，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新民周刊》：外来人口调查一定会涉及到歧视问题。作为调查者和研究者，你们对此是怎么看的？

　　道良德：从数据上看，有26.7%的被调查者认为上海对外来务工者普遍存在歧视现象，37.1%认为有时存在歧视现象；有8.9%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存在歧视现象。而在我们召开的座谈会和深度访谈时，许多被调查者都认为，来自城市人口的歧视现象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我们可以看到，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往往发生在素质较低的市民身上。要想在思想观念领域消除这种偏见，就必须在城市社会中彻底消除那种狭隘封闭、妄自尊大以及贵贱有等的封建思想，要在城市居民的头脑里确立起文明、开放和权利平等的新观念，造就一代心胸宽广、视野开阔的现代新市民。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城市居民站在全国人民整体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不是站在城里人自身狭隘的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小市民观念和封建思想自然就会淡出城市社会。当然，农民工也应注意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快自身现代化进程，尽快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来。

　　农民工为城市社会做出了默默无闻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对我国城市化建设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应当得到包括城市市民在内的全社会成员的尊重。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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